第21部分(第3/4 頁)

月11日出版的《體育畫報》刊登的一條小訊息。訊息說，有38年曆史的威爾士“蘭桑特弗賴德足球俱樂部”被一行動電話公司以40萬美元收購，改名為“全部網路化”。

關於“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共同協調的故事。1997年9月21日《華盛頓時報》刊登的一個不尋常的故事很能說明此點。該報道說，俄羅斯反間諜官員抱怨他們要比對方多付雙倍的價錢才能招募一名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俄羅斯聯邦安全域性（克格勃的繼承者）的一名官員，在不願透露姓名的情況下告訴俄通社、塔斯社，買通一名俄國間諜僅需要100萬美元，而策動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名間諜為另一方工作則需要200萬美元。

與此相隔不久，有關這方面的報道在以色列的《新訊息報》上出現了，我也似乎是頭一次感到情報網在自由市場上得以體現。《新訊息報》的編輯們去莫斯科買回俄羅斯間諜衛星拍攝的敘利亞部署的最新“飛毛腿”導彈照片。然後，《新訊息報》從民間僱用一名美國衛星照片專家分析這些照片，得出結論後，《新訊息報》就把敘利亞新的導彈威脅作為獨家新聞全部發表，此事甚至沒有涉及任何一位政府官員。當你有了大口袋時，還用得著放開肚皮裝嗎？

最後，我最喜歡的在全球化時期“凌志汽車”戰勝“橄欖樹”的故事。這是關於阿卜·賈哈德兒子的事。1995年，我在約旦安曼參加中東經濟問題首腦會議，我獨自在安曼的旅館陽臺用午餐，突然，一位年輕的阿拉伯人來到我的桌邊問道：“你是托馬斯·弗裡德曼？”我回答是。“弗裡德曼先生，”年輕人繼續有禮貌地說：“你認識我父親。”

“你父親是誰？”我問。

“我父親是阿卜·賈哈德。”阿卜·賈哈德，其真名科哈利爾·阿爾…瓦茨爾，巴勒斯坦人，與亞西爾·阿拉法特一道建立了“法塔赫”組織，隨後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戰鬥之父”之稱。阿卜·賈哈德是其化名。當我任《紐約時報》記者駐黎巴嫩時，他是巴勒斯坦人在貝魯特和西岸的軍事最高指揮官。我與他是在貝魯特相識的。巴勒斯坦人將他看成戰鬥英雄，以色列人認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裡最危險的一員。1988年，以色列一個暗殺小組在突尼西亞的臥室將阿卜·賈哈德殺害，他身上中彈數百發。

“是的，我非常熟悉你的父親——我曾經訪問過你們在大馬士革的家，”我告訴這位年輕人。“你在幹什麼？”

他遞給我一張商業名片，上面寫著：“賈哈德·阿爾—瓦茨爾，巴勒斯坦加沙，世界貿易中心執行總經理。”

我讀著名片，心裡想道：“這真是不可思議，從傑西·詹姆斯轉到邁克爾·米爾肯僅僅是一代人。”

在全球化時期，國家和個人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儲存個人、家庭、團體的特徵以及採取怎樣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中生存和保持很好的平衡。今天，任何希望經濟繁榮的社會必須不斷努力建造一輛高標準的“凌志汽車”並將它開出去，走向世界。但任何人都不應該心存幻念，認為只要參加全球化經濟活動，他的社會就會健康了。如果這個參加全球化經濟活動要以國家被同化為代價，如果參加的個人認為他們的“橄欖樹”根被全球化體系破壞了，或被沖掉了，這些“橄欖樹”根就會被激怒，他們就會起來反抗並阻止全球化的程序。因此，全球化作為一個體系要生存下去將取決於，至少部分取決於我們大家如何完美地控制它的平衡。沒有“凌志汽車”的國家絕不可能強大，也不可能走得太遠；沒有健康“橄欖樹”的國家也絕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或全部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所以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要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

或許，那就是為什麼你在本書讀到的許多我所喜愛的小故事出自我大學的老朋友維克多·弗裡德曼的原因。他現在以色列的魯賓學院任經濟管理教授。一天我打電話向他問好，他對我說，很高興我給他打電話，因為他把我的電話號碼丟了。我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解釋說他的膝上型電腦出了問題，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包括朋友的地址、電子郵件、電話號碼和兩年內的日程安排，然後告訴我事情的經過。

。。

第三章 “凌志汽車”和“橄欖樹”（7）

“我家裡一臺膝上型電腦損壞了，我將它送到赫德拉（以色列中部城鎮）的計算機商店去修理。數週後商店打電話告訴我說電腦修好了，於是我高興地將袖珍計算機放進公文包，駕車到赫德拉取修好了的膝上型電腦。我提著大的膝上型電腦和裝著袖珍膝上型電腦的公文包離開商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