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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體系相處並不困難，只是要費點時間讓我們的思維去適應它。要認識這個體系，我們就要進行大量的培訓，因為這個體系並非僅僅是超級大國在起作用，而且“超級市場”和“超級授權者”也在其中。我認為，我們今天對全球化體系瞭解的程度與1946年我們對冷戰體系的瞭解程度相差無幾——那一年溫斯頓·丘吉爾發表了他警告性的講話後“鐵幕”墜下，將前蘇聯的勢力範圍與西歐分開。我們很難想到，在丘吉爾講話後，冷戰這一場戲是如何演完的！當勞特利奇蒐集一些前蘇聯有影響的學者寫的雜文並以《面向2000年的蘇聯經濟》為題出版時，銷路不錯。此時，已經沒有任何作者可以印正他們的觀點，因為在2000年，蘇聯早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知道現在究竟有多少人瞭解全球化體系，那麼就來看看這個非常可笑的事實吧：

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長期資金管理委員會的羅伯特·默頓和邁倫·斯科爾斯共同獲得了1997年諾貝爾經濟獎，僅僅一年前，長期資金管理委員會對於全球市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危險性還很模糊，以至於造成對沖基金歷史上最嚴重的損失。是什麼使得長期資金管理委員會的兩名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呢？因為他們研究複雜的經濟組織結構，即我們現在通常說的各種誘因以及全球投資者如何利用它們才能避免危機爆發！1997年他們因駕馭危機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1998年他們因製造了危機而獲得倒數第一獎。同樣的人，雖然在同一市場中，但時運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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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資訊套利（1）

在巴塞羅那一個著名的科技館裡，我看到一個完美地表演“混亂無序”的展覽，展廳中有個表演非線性擺動的裝置，參觀者在擺動擺錘前可以隨意選擇位置和速度，然後觀察擺錘的後續運動，後續運動的軌跡被筆記錄在紙上。然而參觀者再次被請出來擺動擺錘並要求他在同樣的位置上用同樣的速度重新表演一次時，不管他如何認真地模仿，兩次擺錘的運動軌跡都截然不同……我問博物館主任，站在博物館角落裡一直盯著我們的那兩個人想幹什麼？他回答說，“嗬，是兩個荷蘭人，他們正等待著‘混亂’消失。”很顯然，該展覽將要拆除，運往阿姆斯特丹。但從那以後我一直納悶，這兩位荷蘭人的努力可否擴大到全球範圍，透過組織將全世界的混亂消除？

——摘自默裡·蓋爾曼的《夸克與美洲虎》一書

我曾是“天氣預報員”

正如人人都想對事物進行調整一樣，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觀察它。為什麼這麼解釋呢，那就讓我將長期積壓在心底的一段事講述給你聽。準備好了嗎？下面就是：

我曾經是貝魯特的天氣預報員。實際上我並未幹過這行，那是一場誤會。天氣情況是我“估計”出來的。1979年，我作為合眾國際社一名初出茅廬的記者在貝魯特工作，那時經常上夜班，最後下班者的責任之一就是在發稿時將當天的天氣情況上報回去，以便在合眾國際社的世界天氣預報欄播出，每天的報紙都刊登著最高溫度和最低溫度是多少。問題是當時貝魯特壓根兒就沒有天氣預報員，至少我沒有找到他們，該國正處於戰火之中，誰還顧及當天的氣溫是多少？人們能活下來就是萬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覺到的溫度就是你自己的體溫——華氏。於是常常用我發明的特殊方法估計外邊的溫度是多少，我向樓下的天氣預報員們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邊的感覺怎樣？”

樓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婭，或者是達烏德就會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熱。”

“有90度嗎？”我再問。“有啊，托馬斯先生，你怎麼說都行，”他們回答，“跟你說的差不多。”於是我就寫道“最高90度。”然後，我再問，“金達，外邊涼點了嗎？”“是的，托馬斯先生，”金達回答。“大約72度，是嗎？”“是啊，托馬斯先生，你怎麼說都行，”他們回答。於是我再寫上：“最低72度。”這就是我從貝魯特上報回總社的天氣資料。

數年後，我調到《紐約時報》“每日經濟動態”欄目工作，我還經常想起那些情景。當時我的工作之一是記錄當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數，然而在市場關閉後我不得不四處尋找經紀人，打聽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走向，或者弄明白為什麼道·瓊斯平均指數會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論市場走勢如何，不管美元是升還是降，某些分析家總能精闢地對世界6大洲24個不同時區內的美元對日元上升或下降半個美元從而導致萬億美元的流動作出同一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