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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我們決定生產什麼之前，不再問產品銷到什麼市場上，而是對全球市場進行研究從而制定出方針，然後再決定生產什麼。我們整個觀念都改變了。”

冷戰時期最明顯的衡量標準是重量——特別是導彈的投擲數量，全球化時期最明顯的衡量標準是速度——商業、旅行、通訊和革新的速度。冷戰的公式是愛因斯坦的質能相當性，即E=　mc2，全球化的公式是摩爾定律，即計算機晶片的能力將在18…24個月內翻一番，而價格還不到原來的一半。在冷戰時期，最經常問的問題是“你站在哪一方？”在全球化時期，最經常問的問題是：“你與誰相連，怎樣相連？”在冷戰時期，問得第二多的問題是：“你的導彈有多大？”在全球化時期，問得第二多的問題是“你的調製調解器有多快？”冷戰時期的主要檔案是“協議”，全球化時期的主要檔案是“交易”。冷戰體系有其自己的風格，據《外交雜誌》1961年報道，通常都身著橄欖綠軍裝的古巴總統菲戴爾·卡斯特羅發表的著名演講稱：“我的有生之年將是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1999年1月，卡斯特羅身穿西裝出席了在哈瓦那舉行的一國際會議，參加此次會議的有經濟學家喬治·索羅斯和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

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思想在冷戰時期是最著名的，他們都想用各自的方法馴服資本主義；在全球化時期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是約瑟夫·熊彼特和前因特網晶片啟用輸出的安迪·格羅夫，他們都主張放開資本主義。熊彼特曾任澳大利亞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他在他的成名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闡述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創造性破壞”——即不斷地摧毀陳舊的和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用新的更有效的生產方式代替之。安迪·格羅夫將熊彼特的“只有妄想狂才能生存”的見解，作為他描繪矽谷現實一書中的題目，在許多方面寫出全球化時期資本主義的商業典型。今天正在發生的引人注目的工業轉換改革越來越快，格羅夫使這一觀念更深入人心。由於

這些新技術的突破，使得陳舊技術立即被淘汰，並馬上轉換成商品，這個速度快得驚人。因此，只有妄想狂，只有那些不斷削尖腦袋四處尋找是誰正在創造摧毀他們的新玩意兒，然後想方設法趕在他們前面一步的人才能生存。那些正採取措施讓資本主義儘快摧毀虧損公司，以便資本流動起來從而注入到更革新的公司去的國家，將會在全球化時期繁榮發達起來，那些依靠政府保護以對抗這種創造性破壞的人肯定要落在這個時代的後面。

第一章新體系（5）

《譴責》雜誌的經濟專欄編輯詹姆斯·蘇洛維斯基，為格羅夫的書寫了書評，將格羅夫和熊彼特的共同點即全球化經濟的本質，簡單地歸類在一起，下面是一段摘要：“革新代替了傳統，現在——或許是將來——代替過去，至於將來會怎樣那無關緊要，將來唯一可以存在的就是現在在這兒被打碎了的。這一體系使革新處於一個可怕的境地的同時，也將生存處於同一危險的境地，因為多數人寧願為未來生活不確定性選擇安全的措施……我們再也不能回到將我們圈在一個固定範圍內的狀況。那正是格羅夫緊隨熊彼特和他提出的精華，他們的建議對（今天的）繁榮是非常必要的。”

的確，如果冷戰是場體育運動，它就如相撲搏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外交事務教授邁克爾·曼德爾鮑姆如是說，“兩個胖子在圓圈內，做出各種各樣姿勢，進行繁雜的禮節，不停地擺動雙腳，但真正的搏鬥非常有限，到比賽結束前的一剎那，失敗者被猛推出圓圈，但沒有人受傷。”

但與此相反，如果全球化也是場體育運動，它就是100米衝刺，目標則是向前向前再向前。不管你贏了多少次，第二天你還得重跑。但如果你落後1％秒，就如落後一小時一樣。只要問問法國跨國公司就會明白是怎麼回事。1999年，法國修改了勞動法，規定僱員的工作時間在每週法定工作時間內再減少4小時，從39個小時減到35個小時，而工資不能減少。許多法國公司反對此一動議，認為這將影響公司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法國湯姆遜無線電報通訊總公司的人力資源主任亨利·瑟內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我們是在世界範圍內競爭，如果我們的生產能力每減少一個百分點，我們就將失去訂貨。如果我們被迫實行每週35小時的工作制，那就如讓法國田徑運動員穿著鴨腳板參加100米比賽，那麼他們贏得獎牌的機會就很渺茫了。”

按照德國政治學家卡爾·施密斯的解釋，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