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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作者並不以這種解釋為滿足，而是以對於生活本身極細緻的觀察，以前所未有的真實性，描繪出一個貴族家庭的末世景象。

欲寫其衰，先寫其盛。小說開頭的十幾回，寫劉姥姥初入榮國府的見聞，寫寧國府為秦可卿出殯時的聲勢，寫元春選妃、省親，層層推進地表現出賈府特殊的社會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貴豪奢。但就在這烈火烹油似的繁華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敗氣息。錢財方面固然是坐吃山空，內囊漸盡，費力地支撐著大家的體面，而尤其不堪的是，合寧、榮兩府，那些作為家族支柱的男性，有煉丹求仙的，有好色淫亂的，有安享尊榮的，有迂腐僵硬的，卻沒有一個胸懷大志、精明強幹的。這個大家族最後終於不禁外力的一擊，而徹底崩潰。按原作的意圖，生長於“溫柔富貴鄉”的賈寶玉流落為乞兒，巧姐淪落為妓女，命運給予他們如此殘酷的安排。這一部家族史在封建時代是具有典型性的，同時，不管作者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透過描寫賈府的衰敗，賈府的主人們的無能與墮落，也反映出整個社會的衰敗氣氛及其統治力量喪失生機的萎靡狀態。

在反映賈府衰敗的過程中，作者還寫出了它的廣泛的社會聯絡：與賈府結為姻親的薛家、史家、王家，彼此“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由此喻示表現於賈府的一切，都並非孤立的現象；賈雨村徇情枉法，王熙鳳私通關節、仗勢弄權，薛蟠打死人渾不當事……，這些都反映出豪門勢族在社會上的無法無天和封建法律對於他們的無效；烏進孝繳租的那一張名目繁多的帳單，和賈珍對此而發的“這夠做什麼”的牢騷，顯示這一家族的經濟基礎和剝削性質；甚至，像襲人探家的細瑣情節，也構成平民生活與貴族生活的對照。凡此種種，使小說在以賈府為中心的同時，展現廣闊的社會生活景象。

賈寶玉是《紅樓夢》中的核心人物。這一人物形象無疑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也滲透了他在後來的經歷中對社會與人生的思考。在賈寶玉身上，集中體現了小說的核心主題：新的人生追求與傳統價值觀的衝突，以及這種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痛苦。

在小說的第一回，作者就以神話為象徵，寫女媧補天時，煉就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巨石，單剩一塊未用，棄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此石“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後有一僧一道將此石化為一塊小小的美玉，攜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它就是賈寶玉出生時口中所銜的“通靈寶玉”，也是“寶玉”本人。

這個神話故事揭示了賈寶玉這一形象的本質特徵——他是一個具有良材美質的“廢物”。

具有良材美質的“廢物”，這顯然是悖謬的表述，而悖謬的產生，在於個人與社會的相互背離和相互拋棄。前面所引作者表示自責和懺悔的一段話中，所謂“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等種種“劣跡”，都一一透過肯定的筆調呈現在賈寶玉身上：他和他的嚴正的父親相視若仇，是賈政眼中的“逆子”；他讀《西廂記》那麼津津有味，一沾到科舉程文之類就頭疼不已；他不但和大觀園中的女孩們如膠似漆，就是同“呆霸王”薛蟠也混得來，可以在一起快活地唱市俗小調，卻不樂見正經賓客；他本是個“無事忙”的“富貴閒人”，但聽到別人勸他講究“仕途經濟”，便直斥為“混帳話”……。總之，那個時代社會體制中一切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都遭到他的蔑視和拋棄，因而，他就既成為社會政治結構的“廢物”，也成為他的“詩禮簪纓之族”的“廢物”。但正像寶玉的前身是“補天”之石的神話所暗喻的，追求某種社會性的功業，仍然是作者所肯定的，然而他無法在現實中為寶玉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寶玉的形象，在本質上和《儒林外史》中為“正經人”所不齒的杜少卿很相似，但吳敬梓對原始儒學的信仰，尚能使他讓杜少卿參與祭祀泰伯祠那樣的“盛典”（儘管作者意識到這也是虛幻的），而在《紅樓夢》中，連這種聊可自慰的安排都無法作出。所以，賈寶玉所具備的良材美質，對於他的潛在志向而言，也成了“廢物”。

一個追求健康的自由生命、不願在陳舊的社會規範中僵死或腐爛的才智之士，不能為社會體制所容而成為“廢物”，這樣的描述已足以發人深思，而無需進一步曲求其深了。

愛情是人生幸福和美感的來源之一，也是痛苦的人生的避難所。在社會生活中失去意義、失去歸宿的賈寶玉，便把他的全部熱情灌注在大觀園那一群年輕女性的身上了。以作者強烈的主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