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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以後則變得普遍了。這正說明樂府詩的創作也開始受到文人重視，文人開始樂於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詩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餚，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裙。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羽林郎》）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

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揚。“請謝彼姝子，何為見損傷？”

“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

“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董嬌嬈》）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飲馬長城窟行》）

《羽林郎》可以看出在故事結構、對話、誇張風格等諸方面都模擬了樂府民歌《陌上桑》。《董嬌嬈》假借桃李花與採桑女子的對話，對自然的無窮迴圈和人生的短暫不再的對比發生感嘆，其藉助對話展開內容的寫作手法及語言風格都是民歌式的，但詩中的內涵、情感，卻同《古詩十九首》一樣，具有文人的特色。《飲馬長城窟行》則又是一種情況：詩中寫一位妻子對遠方丈夫的思念和接到丈夫書信的情形，將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表現得樸實而動人，這同樂府民歌十分相近；語言方面，粗看好像也是樸素的民歌風格，細讀才覺得其實是頗為講究而精緻的。特別是前八句，修辭的運用非常巧妙，給人以纏綿不盡之感。這八句兩句一轉韻，在詩歌中亦屬創格，增強了藝術效果。總之，透過以上三首文人創作的樂府詩，可以大略看出樂府民歌對文人創作的影響，和文人在民歌基礎上的改造與提高。蔡邕另外還有一首《翠鳥詩》，以翠鳥為象徵，表達自己遭受迫害後得到友人庇護的感激之情，也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名作。

東漢後期秦嘉夫婦之間相互贈答的詩篇，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夫婦以詩相贈，並有意識地使其在社會中流傳（否則不會儲存下來），這種現象及這種作品，都是過去所未有過的。下面是秦嘉三首五言體《贈婦詩》的第一首。據自序說：“嘉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瘳還家，不獲面辭，贈詩云爾。”

可見這是別妻之作：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

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

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

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迴圈，匪席不可卷。

詩中用明白通俗的家常語言，將夫婦之情娓娓道來，令人感動。這種日常性內容和通俗化表現，顯然也是漢代詩歌中新鮮的東西。這表明詩歌的抒情內涵的擴大。

其妻徐淑的答夫詩頗為特別。它雖然每句都是整齊的五言，卻又在每句中嵌一“兮”字，實為騷體與通行五言體的混合。其風格也具有通俗易曉和真摯流暢的特徵。

除了上述知道作者姓名的作品，漢代還產生了不少不知名文人的五言詩，其中最著名的是入《文選》的《古詩十九首》。這一組詩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同時標誌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發展的新階段。

《古詩十九首》究竟產生於何時，由何人所作，有過種種不同說法。《文選》對這些詩不標作者，而差不多同時由徐陵編成的《玉臺新詠》則將其中八首列為枚乘之作；另外，稍早一些的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又提到其中一首被人們認為是傅毅之作。但也有人認為，這些詩大都是曹植、王粲等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