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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玄風的影響，東晉散文除陶淵明外，別無名家。但王羲之的《蘭亭序》，卻可以說是一篇佳作。這篇文章記敘永和九年（３５３）作者與會稽一帶名士四十餘人同遊山陰蘭亭修禊事的經歷，抒發對人生的感慨。開頭一節，描繪蘭亭周圍山水風光，文字平易清雋，既無奧深之疾，亦無枯槁之病。既而從遊覽之樂，轉言樂情易遷，人生終歸於盡，再推而廣之，感嘆古往今來，人同此悲，說理順暢，情緒雖然低沉一些，但從人類的普遍現象發論，放眼高遠，不失超逸瀟灑。這篇文章把具體環境下的實在的情感與哲理性思維結合為一體，所以哲理對於文章非但無害，反而有益。

東晉同時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最傑出的文學家是陶淵明。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握強兵鎮守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聲威煊赫一時。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親亦曾出仕。陶氏為東晉元勳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一支，因他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後陸續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義熙元年（４０５）陶淵明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有自己的田莊和僮僕，開始一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一些農業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雜詩》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出他的胸懷。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時前一種願望佔據了主導地位。但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併。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最後“愛丘山”的素願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鎮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任建威參軍時所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又說：“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可見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園田。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官說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託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捨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餘。”《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同樣的思想，又藉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