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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認為需要做更　多的事。他們確實是對的。現在的問題依然是能否允許華萊士繼續

公開攻擊貝爾納斯在巴黎確定的外交政策方針。新聞秘書越來越陷　入了困境，我也只能答覆記者們說總統未與貝爾納斯保持聯絡。

“華萊士插曲”沸沸揚揚了數天。在華萊士繼續對記者們說他堅持自己　在演說中的觀點時，杜魯門的日程依然十分輕鬆，也未進一步發表意見。

但隨後，羅斯也犯了一個彌天大錯。他聽說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手中　有一份華萊士兩個月前寫給杜魯門的私人長信——這封信顯然是國務院的某

個人“洩漏”出去的——於是，他未經杜魯門同意，便與華萊士商定將此信　向新聞界公佈，以便阻止皮爾遜成為公眾注目的中心。羅斯後來把事情一五

一十地告訴了總統，杜魯門聽後讓他立即把華萊士找來，並停止公佈此信，　但為時已晚，那封信早就弄出去了。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　7　月　23　日，不隔行地打滿了整整　12　頁。這封信對政　府政策的批評語氣比華萊士的演說還要激烈。華萊士在信中極力提倡對蘇聯

採取新的態度，並指責美國軍方某些未提及名字的主管人員積極主張在蘇聯　有時間開發出原子彈以前發動一場“防禦性戰爭”。

9　月　18　日，星期三，杜魯門悲痛地向母親吐露道：“我現在仍被華萊士　的問題所困擾，而且情況越來越糟。”過會兒華萊士會到白宮來，“我想今

天他會辭職，而我不會為他的辭職感到難過，情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糟過，　一部分是我自己造成的。但當我犯錯誤時這就成了一件好事。”

杜魯門對華萊士也說自己應對所發生的事情負大部分責任。自從芝加哥　會議以來他還從未有過這麼多個不眠之夜。

他們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了單獨會談，華萊士並沒有打算辭職的跡象，　他說，他的郵件中支援他在紐約的演說的達到　5　比　1。華萊士告訴杜魯門：

“人們擔心‘對俄強硬’政策將把我們引向戰爭，你哈里？杜魯門本人也確　實相信我的演說的。”他勸杜魯門在國會體會期間應大大地傾向於左；然後

在國會復會時再轉向右，他說這是羅斯福的手段，羅斯福從未讓其右手得知　左手在幹什麼。杜魯門事後告訴貝絲：“在我們談話過程中亨利告訴我作為

總統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只要能確保大權在握，做任何事都是有道理　的。”華萊士則認為，只要杜魯門朝他的方向稍稍傾斜一點，這就可能意味　著民主黨人在

11　月份的國會選舉中獲勝，杜魯門告訴他，他覺得不管怎樣共　和黨人都會在國會選舉中獲勝。

他請求華萊士不要再發表外交政策演說了——“要不就同意我負責制訂　的政策。”但華萊士沒有同意。

雖然如此，杜魯門仍不願解除華萊士的職務。實際上，他是不敢得罪他。　華萊士作為內閣中最後一位還活著的新政派人士，其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華萊士對此一清二楚，也知道杜魯門對此一清二楚。在無數個自由派民主黨　人中，華萊士仍是羅斯福的合法繼承者，而杜魯門只是個篡權者。對杜魯門

來說，若與華萊士公開決裂，就像在伊克斯事件中一樣，在政治上就可能是　災難性的。經過兩個半小時的討論，他們最後只是同意至少在貝爾納斯回國

前華萊士不會再對外交政策品頭論足。

事後，華萊士走到大廳，記者們問是否一切都已解決，他答道：“一切　都很好。”

杜魯門告訴母親說：“亨利是我平生接觸過的最古怪的人。”在他日記　中，他說得更為明確，說華萊士是位智力不健全的、“徹頭徹尾的”和平主　義者。

他想解散我們的武裝力量，將我們的原子彈秘密拱手交給俄　國。他信任克里姆林宮政治局內的一小撮冒險分子。我無法理解像

這樣的“夢想家”？？赤色分子、裝腔作勢的人和“崇尚空淡的左　傾分子”似乎正糾集在一起，對我們的國家構成了威脅。

我擔心他們是為約？斯大林大叔進行破壞活動的頭面人物，他　們並不覺得俄國擁有　450　萬軍隊並劫掠波蘭、奧地利、匈牙利、羅

馬尼亞和滿洲有什麼不對。他們也並不認為俄國仰仗被佔領國的給　養來支援其軍事佔領有什麼不對。

在杜魯門的請求下，帕特森和福雷斯特爾兩位部長在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