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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　1939　年世界博覽會中曾為紐約市大廈的大會會議廳外的走

廊中，猶太人代表團被各代表團和來訪者（除阿拉伯國家的代表團之外）輪　流地擁抱。在會議廳中，當阿拉伯各代表團的成員退出會場時，聽眾中的猶

太復國主義者卻欣喜若狂。一位拉比在代表團休息室中高喊道：“這是上帝

創世的日子！”“猶太人熱淚盈眶，非猶太人則被此中蘊含的崇高所感動。　當時活著的人從心底裡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時刻。”阿巴？埃班回憶說，他

當時是正式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猶太代辦處”一名年輕的聯絡官員。

對於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來說，這次投票是時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的一　次“成功的辯護”和“爭取國際公正的一次勝利”。西爾弗拉比稱它是歷史

的一個轉折點，並對美國和蘇聯所起的作用表示特別的謝意。《紐約先驅論　壇報》說，這是“我們破碎的戰後世界所能取得的勇敢的政治家們少有的重

大集體行動中的一個”。在紐約的一次猶太復國主義者慶祝這一勝利的集會　上，2　萬人試圖擠進位於第　34　街的一座禮堂，這個數字已經　3　倍於該禮堂的

座位容量。

英國宣佈，對巴勒斯坦的責任將在不超過　6　個月的時間內，即　1948　年　5　月　14　日轉交給聯合國。阿拉伯人說分治就意味著戰爭，杜魯門也得到參謀長

聯席會議的警告：美國為保護一個新的猶太國家而進行的軍事幹預至少需要

10　萬人的部隊（英國大約撤出的是　5　萬人的部隊）。福雷斯特爾告訴克利福　德，阿拉伯人會“把猶太人趕進大海”。

正如福雷斯特爾向杜魯門所報告的那樣，無情的事實是當時可供調遣的　現成部隊不足　3　萬人，也許可以再加上　2．3　萬的海軍陸戰隊。

從任何意義上來看，巴勒斯坦在　1948　年　2　月初決非唯一值得關注的地　區。在捷克斯洛伐克，紅軍支援的一場激烈政變已經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製造

了一個親共政府。這是戰後時代最具傷害性的事件之一。一種突變的感覺襲　擊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因為納粹攫取捷克斯洛伐克不過是　10　年前的事情。

義大利和法國似乎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

杜魯門前往基韋斯特去度另一次亟須的休假，而環境的變換畢竟未能改　變他的看法。在　3　月　3　日從基韋斯特發出的一封信中，他告訴瑪格麗特：“情

況看起來很不妙。”俄國沒有履行任何協議。“因此，我們現在正面臨著與　英國和法國在　1938—1939　年面臨希特勒時完全一樣的形勢。”

兩天後，3　月　5　日，盧修斯？D？克萊將軍從柏林發來一份絕密的電報，　報告說在柏林的蘇聯人的態度有了令人擔憂的轉變，“一種新的緊張出現在

每一個我們與之有正式聯絡的蘇聯人身上”。直到最近，克萊一直認為另一　場戰爭至少在　10　年內不會爆發。現在他的感覺是，戰爭隨時可能到來，並“具

有明顯的突然性”。

如果說克萊電報的真實目的如後來所顯示的，是要給國會造成需要恢復　徵兵案的印象，那麼在當時人們是難以體會到這一點的，它給華盛頓造成的

影響是使之大吃一驚並完全信以為真。布萊德雷將軍後來說，它“立刻使我　從椅子上跳起來”。陸軍部長羅亞爾則與戴維？利連撒爾核對了一下，看看

把原子彈運到靠近蘇聯的地中海需要多長時間。約瑟夫？艾爾索普與斯圖爾　特？艾爾索普在他們的專欄文章中寫道：“今天華盛頓的氣氛不再是戰後的

氣氛，它成了一種戰前的氣氛。”

“猶太人對白宮的壓力在聯合國分治投票後的那些日子裡並沒有減　輕。”多年後杜魯門在回憶中仍帶有抱怨地寫道，“個人和組織經常是以相

當不和諧和動感情的方式要求我制止阿拉伯人，使英國人不要支援阿拉伯　人，裝備美國士兵，做這個，做那個，或者做其他的事。我想我能說的就是，

我保持了使我的政策正確的這種信念，而不管某些猶太人怎麼說。”

成千上萬張明信片湧進了白宮的信箱，幾乎所有這些郵件都是來自猶太

人利益集團。主要是由於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緊急理事會努力的結果，33　個州　議會透過了支援在巴勒斯坦建立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