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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東西。我們每人摁了手印以後，就把我們送到半步橋北京監獄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從此與世隔絕，開始了我的勞動教養的生涯了。

陳曉楠：勞動教養的日子是十分難熬的，但是對於杜高來講，痛苦不過剛剛開始，還有更大的飢餓、屈辱和罪名都在等著他。那麼，杜高的生活究竟後來又發生了些什麼？他的檔案裡還記載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勞教之後，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們，又是怎樣一個一個地離開人世的呢？下週請您繼續關注“口述歷史”。

杜高檔案（下篇）

陳曉楠：1998年，青年學者李輝在潘家園舊貨市場意外地發現了戲劇家杜高的完整的個人政治檔案，可以說，杜高的青春就是由這厚厚的一堆檔案材料組成的。李輝後來回憶說，當看到這個檔案的時候，他整個人都被震撼了。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居然會以這樣的形式，用這樣的一些文字，這樣的一些表格記錄下來，實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後期的檔案材料，是他從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個月間強制勞動改造的記錄。而塞進檔案袋裡的，無非都是一些別人的檢舉揭發材料、自己寫的思想改造彙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檢討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發生的兩個窩窩頭事件，李輝在看到這份材料之後對杜高說，這也應該算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喜劇吧，只不過這個喜劇裡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淚。l米l花l書l庫l&nbsp；http：//www。7mihua。com

杜高：那已經是臨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國開始飢餓了。那個時候我們定量很少了，每頓就是兩個小窩窩頭。這一天輪到我到伙房領窩窩頭。有一個技術人員，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還是下車間了，我打了他的飯回來，兩個窩窩頭沒人領。每個人都發了兩個窩窩頭。那個時候我很餓，我的確產生了想法，沒有人要嘛，我就沒有及時退給伙房。周圍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個人彙報了這兩個窩窩頭擱在那裡。來了一個管教幹部，就問：這兩個窩窩頭怎麼還在這兒？我趕緊就把這兩個窩窩頭送還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裡想吃這兩個窩窩頭，就開了一個小組會，要我交代沒有退回這兩個窩窩頭的事情，別人來分析我的思想、幫助我提高認識。我很坦白啊，我說：我的確想吃掉這個窩窩頭，因為我肚子很餓啊，想吃。哎呀，就開始批判，那個小組會的發言記錄都儲存在我的檔案裡了。這還不夠，小組會開完以後，那個管教幹事對我講：你要很好地寫一篇檢討，你這個思想，你不很好地寫一篇檢討是很危險的，你已經走到很危險的邊緣了。哎呀，我一看這個事情很嚴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監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燈光啊，我趴在下面寫檢討。這個檢討我後來再回憶，真是用一個字一個字地來鞭打我自己的靈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窩窩頭的誘惑，我是如何地有資產階級的那種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後要走到反社會主義，就從這兩個窩窩頭，我就上綱，一步一步地上綱到把自己徹底地糟踐成為一個反對新社會、反對共產黨的罪人。我的這篇檢查完好地存在檔案袋裡。

解說：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寫下的那份檢討書。他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著這一年，他覺得屆時他將因為勞教期滿三年而恢復自由。然而杜高的滿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佈繼續勞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

杜高：那個時候我們關在一個鐵門鎖緊的監舍裡。有一天休息，我們坐在院子裡曬太陽。有一個年輕的犯人，二十來歲，大概是個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爛的書，我就走過去，問：你看什麼書啊？一看他在看托爾斯泰的《復活》，正看到瑪絲洛娃在監獄裡。我就跟他聊起天來，因為我很熟悉這本書。我大概說了一句什麼獄吏，這個獄吏大概就相當於監管我們的這些人吧。好，他給我彙報了。他寫了個材料，說我說現在的管教人員，就跟那個沙皇時代的獄吏一樣。這個時候正好要給勞教分子定期了，於是宣佈我繼續教養三年。我是在那個勞改工廠裡，定期最長的一個右派。哎呀，我當時心裡很沉重啊，我已經勞動教養三年了，又來個三年，怎麼我一個人要定這麼久呢？那個管教找我談話，他一隻腳踏在一個椅子上，抽著煙，他說：你知道為什麼定你三年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動，你罵我們是沙俄時代的獄吏，你誣衊革命幹部。他就一口煙一噴，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