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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人幫”的覆滅，又在我已經絕望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有一天，我從工廠下班回來，一封匿名信忽然寄到了我的家裡。開啟一看，是新華社的一份“內參”，報道重新使用右派知識分子的訊息。我感到驚喜，因為還有老朋友在惦記著我，關懷著我未來的命運。後來我才知道寄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柯巖和陳剛同志。

這時候，中央戲劇學院的《楊開慧》劇組到長沙演出。這個戲的編劇是喬羽和王樹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劇場買了一張票去看戲。後來我和喬羽重逢時，他告訴我，當時他要求當地文化部門接待他的人幫助找到我，但被拒絕了。那時人們還和右派劃清界限。

就在這時，戲劇舞臺掀起的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怒潮勢不可當，它極大地促進著中國人民的政治覺醒。

我工作過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和演出了《楓葉紅了的時候》，這是刺向“四人幫”的第一支鋒利的投槍，對“四人幫”的荒謬絕倫的政治欺騙，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青年作家蘇叔陽創作的《丹心譜》，它把憤怒揭批“四人幫”和熱情歌頌老一輩革命家結合起來，深深地感染著觀眾，造成了極大的轟動。

而這時，一個有著特殊重要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正在北京舉行。

它們匯聚成了濃郁而清新的時代氣氛。凡是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無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彷彿卸掉了壓在胸上的一塊沉重的巨石。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結束了，“四人幫”的文化專制砸碎了，意識形態不再是冰冷的鐵板一塊，這些都在告訴我們，新時代的序幕拉開了。我站在歷史的轉折路口，心中滿懷希望，但不知道未來究竟怎樣。只有到了1978年的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功舉行，一個光明的前景才展現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

當1979年春的資訊傳來時，我既有一種復活的喜悅，又有一種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是帶著深重的創傷，從底層的壓抑中抬起頭，走回我的戲劇工作崗位的。我離開這個崗位已經二十五年，我要怎樣重新找回我的感覺？怎樣追上時代的步伐？

我提著一個小衣箱回到了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是那樣熱誠地歡迎我，真使我感動。我見到了許多傷痕累累的老朋友，又結識了許多朝氣蓬勃的年輕同志。中國劇協剛剛恢復，正趕上文化部要舉辦一箇中國戲劇史上規模最大的戲劇展覽來慶祝新中國建國三十週年，獻禮演出的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長吳雪負責，他歡迎我參與獻禮演出工作，安排我參加評論組的活動，並編輯《會刊》。於是我住進了崇文門的那座新建的高樓“向陽飯店”。在我的生命史上，又一次獲得了全身心地投入劇場、瞭解戲劇、感受戲劇、學習戲劇、同戲劇的蓬勃實踐相結合的寶貴機緣。

當我走進吳祖光的家，重又見到我的受難的朋友們時，我們禁不住擁抱著痛哭起來。新鳳霞大嫂在“文革”中傷殘，不能再登臺演唱了。祖光卻端起酒杯對我說：“忘掉那些傷心事，抓緊工作，把損失了的二十多年補回來！”老作家的精神鼓舞了我，他正在寫劇本《闖江湖》，新鳳霞也在發憤地寫作。

我見到了老作家陳白塵，他曾是我工作過的劇本創作室的主任。他在“文革”中戴著一頂“叛徒”的帽子，受盡了苦難。但他沒有在惡勢力面前屈服。我們見面時，他遞給我的，是他剛剛寫完初稿的劇本《大風歌》。

使我難忘的，是見到陽翰笙老人的情景。在首都劇場的休息室裡，拄著手杖的老前輩看到站在面前的我時，他的眼眶裡忽然湧滿了眼淚，他丟掉手杖，一把抱住了我，聲音顫抖地說：“這些年，你受苦了。”

我認識了年輕的劇作家蘇叔陽，當我讚揚他的劇作《丹心譜》時，他感情真摯地向我談到我的好朋友、當時處境極端困難的“右派”田莊，對他創作《丹心譜》的幫助。

田莊是我青年時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們這個所謂的右派小集團的主要成員。他是一位修養很高的電影評論家，極富藝術才華，而又最為不幸。打成右派後，他的境遇艱難。他患了肝炎，還被逼著乾重活。他在北影廠擔任劇本編輯，熱誠地幫助許多年輕作者修改劇本。最使人悲傷的是，1979年初，也就是在我回北京之前，田莊接到北影通知，我們的右派小集團問題得到改正，要他立即到黨委在改正書上簽字。他騎上那輛破腳踏車，飛一樣地奔去，又興高采烈地奔回家。但是就在這天晚上，他忽然嘔血，嘔了滿滿一臉盆，把他的妻子和小女兒嚇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