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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戰國中後期，公孫龍子成為名家最有名的大師。這公孫龍子非但對“二十一事”大有增補，更獨創了“離堅白”（石頭的“堅”與“白”是可以分離的）、“白馬非馬”等論戰題目。因了“二十一事”已為天下熟知，所以公孫龍子後期的這兩個命題便沒有列入“二十一事”之中。雖然如此，卻也同樣是名家的重要命題。

卻說公孫龍子率一班追隨者遊歷天下處處求戰，竟日漸大成勢頭。許多名士即或不贊同名家之說，卻也公然欽佩公孫龍子學問。這年來到邯鄲，平原君邀得信陵君與幾個名士與公孫龍子席間論戰，恰恰便有當世兩個最負盛名的顯學大家——荀子與孔子第六代孫孔穿。孔穿自恃大儒，不屑與公孫龍子辯駁那些雞零狗碎偏離大道的雜說，只淡淡笑道：“白馬非馬，異說也。公孫子若棄此說，孔穿便拜足下為師耳。”

“足下大謬也！”公孫龍子昂昂然道，“吾之成名，惟因白馬非馬之辯也！果真棄之，何以教人，何以為足下之師？”

“豈有此理！”孔穿頓時張紅了臉。

“無理者，足下也！”公孫龍子笑道，“足下欲拜人為師，無非因才學不如人也。今足下要我棄立身之說，猶先教誨於我而後再求教於我，豈非無理也！再說，白馬非馬之說，當年孔子也曾用之，足下何以羞於受教耳？”

“子大謬也！先祖幾曾有過此等邪說？”

“足下學未到家也！”公孫龍子卻是頗有戲謔，“當年，楚王射獵而丟失弓箭，左右急忙尋找。楚王曰‘楚人丟之，楚人得之，何須尋找？’孔子聞得此事評點曰，‘楚王道未至也！人丟弓，人得弓。何須定說‘楚人’？由此看去，孔子視‘楚人’與‘人’為二，‘楚人’非‘人’也！足下若贊同孔子楚人非人之說，卻又指斥白馬非馬，豈非矛盾之謬乎！”

“詭辯邪說！”孔穿憤憤然一句便噎得沒了話說。

“公孫子又來惑人矣！”一生論戰的荀子終於沒能忍得住，擲下大爵便與公孫龍子論辯起來，從白馬非馬說開去，到離堅白又到二十一事，兩人直從正午論戰到風燈高挑，竟是未見分曉。平原君信陵君大為振奮，次日在胡楊林下搭起了高臺，三千門客與遊學邯鄲的名士將胡楊林擠得滿蕩蕩人山人海。公孫龍子支撐三日，最後終於長笑一躬：“在下今日拜服，心中卻終歸不服也！但有十年，再見分曉！”

荀子乃趙國大家，平原君倍感榮耀，將書吏錄寫的論戰辯辭廣為散發，自然也給了荀子長長一卷。此後荀子到了蘭陵，便將論戰辭做了一番修訂，定名為《正名》。這《正名》篇備細記載了荀子對名家的全面批駁，使公孫龍子“今日拜服”的要害卻在其中的根基之論，大要有三：

其一，正名正實。也就是先對“名”“實”作出明確界定。荀子說：“名固無宜（物事的名稱本無所謂好不好），約之以命（眾人相約以命名）。約定俗成謂之宜，易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什麼名稱指向什麼物事，並非一開始就固定的），約之以命實（眾人相約用這個名稱命名這個物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眾人都承認了，這個實物的名稱也就確立了）。”荀子此論一出，“名”“實”便有了確定的界限。

其二，名、實之關聯變化。名家辯題之出，大多在名實之間的關聯變化上做文章。所以荀子特意申明：“名有固善（名稱要起得很好），徑意而不拂（平直易曉而不使人誤解），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物事有形狀相同而實質不同者），有異狀而同所者（有形狀不同而實質相同者），可別也。狀同而異所，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查物事的實質來確定名稱的多寡），此，制名之樞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這裡，對名實之變做了根基上的說明，實際上便駁倒了名家的混淆名實之論。譬如名家“二十一事”之“狗非犬”，便是拿大狗小狗名稱不同做文章。可荀子指出，形狀變而“實”沒有區別，只是相異，這便是化（變化），有變化而無區別，便是二名“一實”！也就是說，大狗小狗形狀各異，其“實”相同，所以是一種物事而兩種名稱罷了。

其三，揭示名家辯術要害所在。荀子羅列了名家所有命題的三種辯術，叫做“三惑”（三種蠱惑之法）：其一，用名以亂名，如狗非犬、白馬非馬等辯題；其二，用實以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