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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的人驚訝地注意到，這個剛才還靜如處子的人呼吸急促，臉色蒼白，額頭上塗滿了汗漬，就像剛剛跑完五公里路程一樣。

開始登機了。

（1999年晚秋—2004年初冬）

後記

經濟學上有“蝴蝶效應”的說法：亞馬遜叢林中一隻蝴蝶振翅，千里之遙的北美某地會因此掀起一場風暴。現在我把這種“蝴蝶效應”引申到社會生活領域，即：所有改變歷史程序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引發的。蝴蝶效應實際是一個過程，我們每個人都處在過程之中。

位置不同，對生活的觀感會有所不同———吸食民脂民膏的腐敗官員和為生計問題愁眉不展的下崗工人想的當然不是一樣的問題。但是，不管處在何種位置，不管高官還是草芥小民，實際上都處在同一歷史程序之中。這樣就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何種職業，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是歷史發展的目擊者、參與者和創造者。

但是，“小說不是歷史學家的僕人，它無需敘述或者評論歷史，而是揭示人類生存中不為人所知的面目。”（昆德拉）

我想，這是我寫作本書的惟一目的。

本書寫的是我對生活的觀感，但同時我又可以自信地說，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關的生活。

為一部長篇小說歸納主題是很不聰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樂作品，你不能夠簡單地認為它表達的僅僅是某一種主題。如果讓我用最簡單的語言告訴讀者這本書寫了什麼，那麼我選擇：社會與人生，權力與位置。前者宏觀深遠一些，構成背景；後者則是被具體表現出來的東西。

我關注的是權力資源分配者、乞討者和謀求者的心靈狀態。

在現行體制下，人事變動每天都在發生，推而廣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變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本書描寫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內情。這裡所說的內情，一方面是導致人事變動的內在因素———權力資源分配者依據潛規則分配權力時的利益謀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權力資源乞討者、謀求者在這個過程中的精神動盪，它們經常交織在一起。

文學需要極端的東西，極端的東西既是必要的戲劇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極致展現，無論技術上還是精神上，文學都需要這種東西。

生活中，參與權力遊戲的人遠比我在小說中表現的更加令人眼花繚亂，權力鬥爭把人性中殘存的善良演化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殘酷到殺人和被殺的程度，我們總應當想一想：這是怎麼了？出了什麼問題？究竟是社會出了問題還是人出了問題？

我有責任給歷史留下一份病理報告，留下一份檔案，不管關於人的還是關於社會的。

我不願意把這部作品解說成為所謂官場小說，儘管它涉及權力與位置。

權力究竟是什麼？人們為什麼對它趨之若鶩？這是歷史問題，也是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而文學關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靈的震顫和扭曲，是孤獨靈魂在無情世介面前毫無意義的反抗。權力在這裡成了一種強力的象徵。

我更為關心的是，當權力———儘管它是一種象徵———成為無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時候，人類怎樣生存？我觀察到尊嚴被傷害的痛楚、慾望被抑制的焦慮以及不被人和環境認可的孤獨，鮮活跳動的心靈改變了顏色，像垂死的鳥兒一樣掙扎和抽搐……這種狀態的普遍性讓我感到吃驚。我發現，它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之中：公有制單位領導和私人企業老闆使用權力給人造成的精神動盪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我不想對人對事做道德是非判斷，我只述說我看到的東西。

當社會正義缺席的時候，權力會成為世界上最野蠻的東西。它冷血，有時候會具有一種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亞於屠殺。它屠殺的是人的心靈。而正義的缺席不僅僅因為制度，這裡還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於筆下的所有人物都充滿了同情———寫作的時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問我的人物：你們為什麼非要這樣？

生活並非觀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既是權力的追逐者，又是權力的犧牲品；人在用權力毀滅他人的時候，同時也在為他人所毀滅。正是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世事的輪迴既無章法亦無規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世事無常。

我曾經想為這部小說取另外一個名字，但是，一種隱隱的感覺，使我最終認為現在這個書名更好一些：人的命運都是在移動中完成的，個體命運對慾望的追逐造成移動，某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