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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戰”或“思想宣傳戰”、“在支文化事業”之類。說法不同，實質一樣，本書都把它們歸結為“文化侵略”。本來，“文化”是指超越物質實體的觀念的、精神的東西，主要包括思想意識、學術研究、文學藝術、輿論傳媒、宗教信仰、語言教育等等。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是“武力”，在通常狀態下，它們具有軟性特徵，因而“文化”本身決不可能直接用來奪取他國領土、殺戮他國人民。但是，當“文化”被用來為武力侵略服務的時候——包括事先製造侵略他國的思想輿論，對將來武力侵略他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進行種種學術意味的設想、研究和論證；或在戰爭中為侵略進行宣傳、辯護；或在佔領他國的條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國的人民為目的，蓄意歧視、汙衊、毀損、破壞、掠奪物件國的文化，並將自國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化設施、自國的語言文學等強加於物件國，——這些“文化”的行為都構成“文化侵略”。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就具備了這些特徵。因此，在本書中，所謂“文化侵略”是日本侵華史上的一種客觀存在，而不是一個虛擬的抽象概念。而且，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歷史比武裝侵略的歷史更長，在日本對華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二

歷時地看，日本對華文化侵略有兩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對將來用武力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進行種種學術意味的設想、研究和論證，事先製造侵略中國的思想輿論。

眾所周知，日本人覬覦中國，由來已久。16世紀末武士幕府大將軍、軍事冒險家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的根本目的是以朝鮮為跳板“直搗大明國”，把中國納入日本的版圖。中國明朝看穿日本野心，決定援朝抗日，經過八年奮戰，終於將日本趕出了朝鮮。豐臣秀吉的可恥失敗，使得日本在此後的17世紀至19世紀末葉的二百多年中不敢貿然大舉犯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放棄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後的二百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間人士，自發性地透過種種方式，對日本侵華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進行種種試探和研究。有的透過文藝的形式表達和宣洩侵華意念與幻想，有的則透過學術研究的方式為侵華出謀劃策，提出了系統的侵華理論和方略，並以此對當權者和日本民眾施加影響。其中，最早透過文藝的形式表達侵華意念的是17世紀日本著名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他在大型歷史劇《國姓爺合戰》中讓日本武士開進南京，在中國土地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國。這出戏連續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觀眾多達二十多萬人次，就受歡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況而言是空前的。這種情況說明，在豐臣秀吉侵略中國的迷夢破滅一百多年後，一些日本人對於中國仍暗懷覬覦之心，犯華之心不死，有時還變得熾熱如火，由於難以付諸行動，就以文藝的形式加以虛幻滿足和宣洩。《國姓爺合戰》的出籠和大受歡迎，是18世紀初許多日本人的某種心態的一次大暴露。

到了19世紀初年，又有民間文化人用學術著作的方式，系統全面地提出了侵華方案，他就是佐藤信淵。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提出由日本——他稱為“皇大御國”或“皇國”——來統一世界是神所賦予日本的一種使命，由此設計出了一個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的計劃“秘策”，並論述瞭如何“攻取”中國的具體方法和步驟，甚至連各省府在“攻略”中國時的出兵順序和作戰分工，也替後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佐藤信淵作為一介平民書生，竟然能在19世紀初就提出了征服中國的詳細計劃，其野心之張狂和構想之周密，現在讀來都令人觸目驚心。不久之後，被後人稱為幕末維新志士的吉田松陰，在明治維新前夕又提出了“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臨印度”的狂妄設想，認為日本對外擴張的第一步，應是“割取朝鮮、滿洲與###”，為此後日本走向近代軍國主義國家之路，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

本書簡介（2）

明治維新後，日本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日本的侵華理論也呈現出了新的表現形態。即由此前的“紙上談兵”——在書齋裡提出侵略主張和實施方略——演變為侵華理論與侵華戰爭的互動。著名私塾先生與民間報人福澤諭吉，以一個學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著“文明”論的幌子，極力為對華戰爭尋找理論根據，他宣稱日本已經是一個和西方列強一樣的“文明”國家，中國及朝鮮還是“野蠻”國家，日本攻入朝鮮和中國是為了推進“文明”，不服從日本就是不服從“文明”，因此日本發動的戰爭是“文明”的戰爭，而“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