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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韓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例如###朝鮮的政府仍在實行古老的專制，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無法律的國家；###朝鮮計程車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的學者就認為日本也是一個信奉陰陽五行的國家；###人卑躬屈膝寡廉鮮恥，日本人的俠義就可能為之遮蔽；朝鮮人行刑場面殘酷，日本人也被懷疑為無情等等，這些事例不勝列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福澤諭吉全集》巖波書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頁）

作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澤諭吉和那個時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樣，對漢學都有一定的修養，能寫一手不錯的書法，也能作像樣的漢詩，對中國問題很關注並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但這種關注和了解並非出於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對中國文化的那種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以“大日本帝國”的優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認為到了現代，中國人由於一味保守傳統文化而不加改變，已變成了頑固、落後和野蠻的國家。他在《###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沒有新水注入，也沒有水流出，有風吹來的時候，整個的池水被吹得渾濁，風止的時候池水又復歸平靜”。他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在清朝的政治統治下，什麼事情都幹不成。根據這樣的看法，福澤諭吉從內心裡充滿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鄙視，甚至認為與中國這樣的冥頑不靈的國家為鄰，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發表的《有###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一文中，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他說：

###人和日本同屬東洋國家，但其心情風俗不同，這是世界上眾所周知的事實。要說最顯著的不同，就是###開國已經百餘年，日本開國只有三十年，儘管有前後七十年的差別，但由於###的遲鈍，對文明為何物一無所知。據說近年來採納了西洋的一些東西，但卻止於器的層面，沒有人關心文明的主義如何。不究其主義而單採用其器，認識只限於表面，就沒有進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開國，人心為之一新，脫掉數百年的舊套，而追求新文明。從無形之心，採有形之事物，三十年雖日月尚淺，倘若日此進步下去，〔與###相比〕可以說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兩國之所以呈現這樣顯著的差異，有立國根源的不同、數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從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一個止於外形，以我鄙見，可以說原因在於進入兩個國家時的途徑不同。有什麼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國民的上層進入；在###，文明由國民的下層進入。###國民與西洋人接觸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業貿易，外來者為利而來，內應者為利而應。交往的動機，除了利以外一無所有。……在###群民中，雖然也有通曉外語的人，但只限於日常生活用語，而不能成為知識傳達的媒介，其證據就是百年來能說洋話的人不少，但在進口品中，西洋書籍卻很少，特別是有關事物的真理原則的科學書籍幾乎沒有。因為從事商業貿易的###人不讀這類的書。（《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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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化的設計師福澤（2）

在這裡，儘管有意無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實，如中國人介紹西洋的東西僅限於商業目的，而對西洋的“主義”不感興趣，殊不知中國的嚴復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啟等人，對西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翻譯並不比福澤諭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們少。儘管如此，福澤諭吉對中國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徑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甚至有些話頗中要害。但問題是，他要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

以上的理論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可以說終究不能指望今天的###人能夠開化。人民不開化，作為敵手就不足懼怕，作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沒有好處，那就對它避而遠之，以防同流合汙。雙方的交往只限於商業，知識上的交往應一律斷絕，其國的政教不採納，其風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類的東西，不管其使用價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