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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悽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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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佈。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裡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矇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恆繁榮的局面”。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

『梅隆拉響汽笛，

胡佛敲起鍾，

華爾街發出訊號，

美國往地獄衝。』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凌人，脫離實際。他們在《文摘》雜誌裡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裡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訊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閒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閒階級是指僱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瞭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曆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裡；僅佔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僱員為325萬顧客服務。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著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訊息：他們手裡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著，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託公司就被宣佈破產了。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著又飛往雅典。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