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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一個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說，當時“我們走遍全村，看不到一個越共。後來人們陸續從棚屋裡走出來，咱們的人就把他們射倒井把棚屋焚燬，或是先放火燒棚屋，等人們逃出來時再開搶打他們。有時候他們把一群人圍起來，一起把他們射死。我們整天就這樣幹著。”

邁克爾·伯恩哈特中士把這種勾當叫做“無故謀殺”，他的同伴們說，他拒絕參與此事。他說，“我們中間只有少數幾個人不肯參加。我告訴他們說，見鬼去吧，我才不幹這個哩。我認為這不是一項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爾頓到達美萊之前，槍殺平民的勾當絕大部分已經止息，“但是，”他後來說，“有些人仍然在槍殺平民……在場地上、溪谷裡和稻田裡躺著大堆大堆的屍體。”只有一個美國人是傷員——他是故意開槍打傷自己的腳而拒不參加屠殺勾當的一個土兵。

在目擊者中有兩個軍人，他們對這事的回憶將在今後產生特殊的影響。陸軍攝影師羅納德·黑伯利用三部攝影機把美萊的大屠殺拍攝了下來。一部攝影機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攝的交了公。其他兩部是他的私人財產，因而把它們保留著。第二個軍人是直升飛機駕駛員小休·湯普森准尉。他從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溝並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後來說，“我想那裡準定出了什麼問題。因為我無法設想怎麼會有那麼多屍體倒在那麼個水溝裡。”湯普森回到那村子裡，從那裡救出了十六個孩子。陸軍部以其“不顧自己的安危”而獎給他一顆“卓越飛行十字勳章”。

這是唯一的跡象，說明官方警覺到美萊發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後，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戰鬥行動報告，把這次進攻說成是“設計周密、執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進攻。用其後的國會報告的話來說，“可以合情合理地斷定，美萊問題在美國師內部被掩蓋起來了。”後來隔了很久，當一切掩蓋手段都失敗時，該師師長塞繆爾·科斯特少將（他已任西點軍校校長）降了級，而且他和副師長都受到了訓斥，被褫奪了服務優異勳章。可是這在當時或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是很難預見到的。那天早晨，第一個對美萊向題採取行動的人不在美萊，而且他直到一個月之後才聽到這件事。他是羅納德·賴德諾爾，從前在夏威夷時他曾在查利連；他是從他過去的戰友們那裡聞悉這作屠殺案的。一年之後，賴德諾爾退伍回國，寫出了一篇關於這一事件的傳聞的報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別郵寄給尼克松總統、主要的國會議員以及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的官員。他控告說，“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國的一個名叫‘粉紅村’的村莊裡，確實發生過某種相當黑暗的血腥事件。”

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寫出的。陸軍部在四星期之內對這件屠殺案展開了全面的調查。證據於8月4日被送交憲兵總監；同月，五角大樓收到了攝影師黑伯利的幻燈片。9月5日，即卡利預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殺死了一百零九個越南平民。被控告的還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納，但是經過四個月的使全國人為之駭然的審訊之後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個人。在該案敗露之初，尼克松總統在某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到這一事件時說，這“肯定是一次大屠殺”，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沒有理由的”。他接著還說：“我們在越南爭取的目標之一就是不讓把一個以對平民施加暴行為政策的政府強加給越南人民。”

可是，正當卡利於1971年被宣判犯有謀殺二十二個越南人的罪並被判處無期徒刑時，全國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變化，而總統敏銳的政治觸覺很快就感覺到了。大多數美國人似乎認為這個裁決是不公平的，他們或是認為這個中尉是無辜的，或是認為他只是一隻替罪羊。一個評論員挖苦地說，一般人的心情是，“並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而且，他們也活該。”維京出版社宣稱，它已經付出十萬美元買下卡利的回憶錄的版權，而在他宣判後最初三天中，大農場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戰歌”就賣出了二十萬零二千張。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極的配音，說到“有個孩子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個軍人，盡力為國效勞，”按下去便是歌詞：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國的一個軍人，

我宣了誓要盡我的職責，力爭上游，

但他們把我說成是一個壞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當我們列隊向前行進的時候。』

白宮報道說，人民來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對這個裁決和判刑。尼克松總統下令把卡利從本寧兵營的監牢裡釋放出來，移送到他住的部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