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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飛機者；要求旅客不穿衣服上機；在空中劫持飛機者站立的地方裝上活板門；機上人員透過擴音器演奏古巴國歌，然後把每一個站立起來的人逮捕起來。只有一個發明創造起了作用。雖然沒有一家美國的航空公司有去古巴的定期班機，但每個南行的駕駛員都帶有進入哈瓦那何塞·馬非機場的地圖。它們經常收到古巴透過瑞士政府送來索取著陸費以及其它各項雜費的帳單。

那一年空中劫持飛機的活動在11月間達到了最高峰，當時環球航空公司從洛杉磯到舊金山的八十五次班機的唐納德·庫克機長接通與地面聯絡的電話說：“這裡有一個人要到某個地方去，他為自己包了一架飛機。飲料是免費的。”此人是二十歲的前駐越南海軍陸戰隊退伍兵拉斐爾·米尼奇洛，他拿手搶對準駕駛員的腦袋。米尼奇洛不肯痛快說出自己要上哪裡去。庫克後來說，“我馬上想到我們大概得往南飛去買幾支雪茄了【意謂飛住古巴的以產雪茄著稱的哈瓦那。——譯者】，但結果並非如此。”飛機劫持者命令他飛向東去。

在班戈和愛爾蘭的夏農加油之後，他們最後來到羅馬的達芬奇機場上空。看來米尼奇洛這個出生於義大利的人現在是想家了。他命令指揮塔讓他們在機場遠遠的一個角落上停下機來，接著他說他要一個沒有武裝的警察作為人質。羅馬警察局長自告奮勇。飛機劫持者就叫警察局長開車送他到鄉下，然後把他放了。幾小時之後，米尼奇洛在一個教堂裡被逮捕了。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為什麼要幹這件事。”他的姐姐說，“我想是戰爭傷了我弟弟的腦子。”義大利公眾似乎把他看做一個英雄——他畢竟開創了飛機劫持的新紀錄：在空中經過了十七個小時和六千九百英里——但是他們的政府卻抱有另一種看法。他被判處六年零五個月的徒刑。

雖然這個有點兒發瘋的米尼奇洛可算得犯罪世界中的一顆彗星，但他還不是那年最著名的犯罪分子。此項殊榮要屬一個沒有透露身份就離開出事地點，因而遭到控告的汽車駕駛人。這一失檢行為後來所以弄得臭名昭著，是因為此人是美國一個出身名門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同時因為這一事故產生了很可悲的後果。在1969年7月18－19日夜間以前，特德·肯尼迪在民主黨下屆總統候選人提名中一直是領先的，並且可能勝過尼克松和他的少數黨。特德在他哥哥鮑勃的葬禮上的那篇悼詞感動了全國的人，而他在1月間由於在黨的一次秘密會議上一舉擊敗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爾·朗，代替他擔任了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顯示了他家傳的善於爭取人心的手段。這位年輕的肯尼迪似乎馬上便將直上青雲了。但這時發生了查帕奎迪克事件。

特德從他哥哥們那裡承襲下來的許多責任之一是要提高那些忠實地為他家進行競選活動的人們計程車氣。7月18日那次野餐就是為此目的而特意舉行的。東道主是特德和兒個朋友；他們的客人是六個姑娘，她們上年在羅伯特·肯尼迪的流產的總統競選中曾自願在“鍋爐房”（慕後）中擔任單調而乏味的工作。請客的地點是查帕奎迪克島，該島離科德角南塔克特海灣裡另一個名叫馬撒氏葡萄園的島只有二百五十碼。

根據六個月後肯尼迪在審訊時所作的證詞，他和其中一個名叫瑪麗·喬·科佩卿的姑娘一起坐著他的克萊斯勒汽車離開大夥兒時大約是下午11點15分。瑪麗·喬是一個很動人的二十八歲的姑娘，她的朋友們都稱她為“M。J。”。這位參議員後來說，當時他們駛往那裡的雙車渡船碼頭，以便回到馬撒氏葡萄園去，那邊他們已在不同的旅館裡登記了房間，但提審的法官不相信他，許多別的人也不相信。瑪麗·喬把皮夾子忘在野餐的地方了。她既沒有告訴那邊任何一個人說她走了，也沒有向她的同房間的女伴要旅館房門的鑰匙。她和特德開車離去時，他們把十個人（包括克萊斯勒車的司機）丟在那裡，這些人都是不打算在野餐的地方過夜的，而在大車開走後留給他們的就只有一輛顯然裝不下他們那麼多人的小型出租汽車。最後，最令人不能相信的，還有一個肯尼迪的車子的方向問題。

從野餐處到渡口的那條黑色路面的路是查帕奎迪克島上唯一的有路面的路。特德沒走這條路而走上了一條通往海濱去的崎嶇的石子路。他後來說，這是他走錯了。但是這個轉彎處是一個向右折回的急轉彎，其入口處又被灌木叢掩蓋著，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尋找，幾乎不知道那邊有路，法官堅持說，這位參議員一定是明白這一差異的：他那天已經在這兩條路上行車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瑪麗·喬所進擇的那條崎嶇的路叫做戴克路，離它半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