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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歷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在其統治初期就倡導自由主義，宣揚拯救俄國。

在現有的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則做得糟。他在當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乾得很出色；但是，給波蘭制訂憲法、成立神聖同盟、把大權授與阿拉克契耶夫、鼓勵戈利岑和神秘主義，嗣後又鼓勵希什科夫和福蒂，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的軍隊，做得不對；解散謝苗諾夫兵團，他也處理得不當，等等，等等。”

史學家根據他們所具有的關於人類福利的知識，對亞歷山大一世所作的種種責備，如果要加以列舉的話，就得寫滿整整十頁紙。

這些責備是什麼意思呢？

亞歷山大一世受到史學家讚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義的創舉、抗擊拿破崙、一八一二年所表現的強硬態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聖同盟、使波蘭復國、二十年代的反動，不都是從形成亞歷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教育、生活諸條件的同一根源中產生出來的嗎？

這些責備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質在於：亞歷山大一世是一個處於人類權力可能達到的頂峰、就像是處於奪目的歷史光輝在他身上聚成的焦點上的歷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理應受到伴隨權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的世上最強有力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憑空虛構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慾、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人物在五十年前，並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面責難他）。但是他卻沒有當代教授們對人類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觀點——這些教授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鑽研學問，廣談博覽，領會講義材料的精神，並把他的心得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假定說，五十年前亞歷山大一世對人類的幸福的看法是錯誤的，那麼，當然也應該這樣認為，指摘亞歷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在若干年之後，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一下歷史的發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看法，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著。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後就會認為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對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認為給波蘭以憲法和神聖同盟是亞歷山大的功勞，但另一些人卻因此而譴責亞歷山大。

對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麼有益和為什麼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歡某些活動，無非是因為這些活動不符合他對幸福的狹隘的看法。不論是一八一二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儲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衡，或者歐洲的某種文明進步，對這些現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任何歷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們假定所謂科學有調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壞永不改變的尺度。

我們假定，亞歷山大能夠按照另外一個樣子來做這一切事情。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時依照現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似乎也沒有更新的綱領了）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麼一個綱領，而且已經擬定好了，亞歷山大也按照這個綱領來辦了。那麼，那些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的人們的一切活動——史學家認為那些活動是有益的，好的，會成什麼樣呢？這種活動是不會有的，實際的生活也不會有，所有這一切都不會有的。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實際生活了。

！

2

如果像史學家那樣認為，是偉大的人物引導著人類達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國或法國的強大，歐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傳播，普遍的進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麼不用機遇和天才這兩個概念，就無法解釋歷史現象了。

如果本世紀（十九世紀）初歐洲歷次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