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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以為爸爸那麼偉大的人，天上地下知道不知多少事，居然也不明白這件事，倒真覺得奇怪。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事永遠在世界上不缺少，可是誰也不能夠給小孩子一個最得體的回答。

這革命原是城中紳士早已知道，用來對付鎮　鎮，和辰沅永靖兵備道兩個衙門的旗人大官同那些外路商人，攻城以前先就約好了的。但臨時卻因軍隊方面談的條件不妥，誤了大事。

革命算已失敗了，殺戮還只是剛在開始。城防軍把防務佈置周密妥當後，就分頭派兵下苗鄉去捉人，捉來的人只問問一句兩句話，就牽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殺人照例應當在西門外，現在造反的人既從北門來，因此應殺的人也就放在北門河灘上殺戮。當初每天必殺一百左右，每次殺五十個人時，行刑兵士還只是二十一個人，看熱鬧的也不過三十左右。有時衣也不剝，繩子也不捆縛，就那麼跟著趕去的。常常有被殺的站得稍遠一點，兵士以為是看熱鬧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殺的差不多全從苗鄉捉來，糊糊塗塗不知道是些什麼事，因此還有一直到了河灘被人吼著跪下時，才明白行將有什麼新事，方大聲哭喊驚惶亂跑，劊子手隨即趕上前去那麼一陣亂刀砍翻的。

這愚蠢殘酷的殺戮繼續了約一個月，才漸漸減少下來。或者因為天氣既很嚴冷，不必擔心到它的腐爛，埋不及時就不埋，或者又因為還另外有一種示眾意思，河灘的屍首總常常躺下四五百。

到後人太多了，彷彿凡是西北苗鄉捉來的人都得殺頭，衙門方面把文書稟告到撫臺時大致說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規矩還得剿平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來的人一多，被殺的頭腦簡單異常，無法自脫，但殺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訊息多些，卻有點寒了心。幾個本地有力的紳士，也就是暗地裡同城外人溝通卻不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臺請求有一個限制。經過一番選擇，該殺的殺，該放的放。每天捉來的人既有一百兩百，差不多全是苗鄉的農民，既不能全部開釋，也不應全部殺頭，因此選擇的手續，便委託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大殿前院坪裡，在神前擲竹筊，一仰一覆的順筊，開釋，雙仰的陽筊，開釋，雙覆的陰茭，殺頭。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個人在一分賭博上既佔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應死的誰也不說話，就低下頭走去。

我那時已經可以自由出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每當人已殺過趕不及看那一砍時，便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或者又跟隨了犯人，到天王廟看他們擲筊。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份頹喪那份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忘不了，也影響到我一生對於濫用權力的特別厭惡。

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

第二年三月本地革命成功了，各處懸上白旗，寫個“漢”字，小城中官兵算是對革命軍投了降。革命反正的兵士結隊成排在街上巡遊。外來鎮守使，道尹，知縣，已表示願意走路，地方一切皆由紳士出面來維持，並在大會上進行民主選舉，我爸爸便即刻成為當地要人了。

那時節我哥哥弟弟同兩個姐姐，全從苗鄉接回來了。家中無數鄉下軍人來來往往，院子中坐滿了人。在一群陌生人中，我發現了那個紫黑臉膛的表哥。他並沒有死去，背了一把單刀，硃紅牛皮的刀鞘上描著金黃色雙龍搶寶的花紋。他正在同別人說那一夜撲近城邊爬城的情形。我悄悄地告訴他：“我過天王廟看犯人擲筊，想知道犯人中有沒有你，可見不著。”那表哥說：“他們手短了些，捉不著我。現在應當我來打他們了。”當天全城人過天王廟開會時，我爸爸正在臺上演說，那表哥當真就爬上臺去重重地打了縣太爺一個嘴巴，使得臺上臺下都笑鬧不已，演說也無法繼續。

革命使我家中也起了變化。不多久，爸爸和一個姓吳的競選去長沙會議代表失敗，心中十分不平，賭氣出門往北京去了。和本地闕祝明同去，住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組織了個鐵血團，謀刺袁世凱，被偵探發現，闕被捕當時槍決。我父親因看老譚的戲，有熟人通知，即逃出關，在熱河都統薑桂題、米振標處隱匿（因為相熟），後改名換姓，在赤峰、建平等縣做科長多年，袁死後才和家裡通訊。只記到借人手寫信來典田還賬。到後家中就破產了。父親的還湘，還是我哥哥出關萬里尋親接回的。哥哥會為人畫像，藉此謀生，東北各省都跑過，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