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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衝突存在於任何社會，衝突本身並不可怕，怕就怕對社會衝突視而不見或是乾脆不承認有社會衝突，對沖突採取非理性的壓制辦法解決。市場經濟本身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進步，但也會帶來大量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社會衝突，資本和勞工權力的不平等容易導致勞工權利被損害和侵犯，而行政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相互形成共生體更容易帶來權貴精英資本主義，普通民眾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從社會經濟高速的發展中無法獲得起碼的福利增加，這樣下去，各個社會階層對現存制度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懷疑，最終導致大家對市場經濟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大量教訓已經啟示了我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會帶來大量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危機，最終導致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陷入空前的動盪。前面提到，西方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透過建立社會福利國家來縮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進大眾福利；透過建立社會中間層，即公民社會的自治來縮小精英階層和普通平民（比如勞資雙方）的權力差異從而保障老百姓的民權；透過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來監督有產者是否會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本來做出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比如汙染環境和侵犯消費者利益）；透過獨立的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來防止普通民眾權利被侵犯併為市場競爭確定公平的遊戲規則。這就是當前西方社會相對穩定、沒有爆發劇烈衝突和危機的秘密。為什麼西方一些國家能夠較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讓其避開大規模*和革命的災難性後果，其根源在於建立了解決社會衝突所需要的疏通機制、社會溝通機制和社會利益表達機制，這樣的機制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出來：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較為健全的社會體制。只有社會衝突的疏通機制和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制度才是好的市場經濟，也才稱得上健全的社會體制。

第七章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15）

許多西方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的學者常常拿出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大幅度增加的資料來證明中國社會面臨著失序的危險，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解讀。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採取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必然是社會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會，必定會有大量的社會衝突。我生活的德國每天都有*和*事件，每天都有勞資談判和調解，幾個電視臺下午放的節目都是打官司的節目，千奇百怪的社會衝突直接呈現在電視螢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國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會衝突，美國更是被稱為“律師社會”，社會衝突的絕對數量一定是驚人的，但是今天誰都不會因為美國、德國和法國存在無數的利益分化和社會衝突而斷言這些國家會走向崩潰，反而是平時一團和氣、強調消滅了社會矛盾的前蘇聯崩潰解體了。這些事實都驗證了達倫多夫的正確預見：現代社會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樣化、社會團體五彩紛呈的社會，只有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了社會中間層和社會意見表達機制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能夠自我調控、自我更新的社會。中國社會利益越來越多元化、社會衝突不斷增加是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和*的標誌，因為只有極權主義社會才會宣告消滅了所有社會衝突，因此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衝突數量的增加，因為這是必然的，我們要思考的是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改革的程序中有沒有建立起疏通社會衝突的渠道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管道。

中國當前建立社會中間層——公民社會的自治符合筆者一再強調的中國政治改革漸進、溫和、理性和實用主義的原則。建立社會中間層有五大好處：一是不影響中國宏觀的政治穩定，而在微觀上為國家解決了大量國家無力、也不易解決的社會問題，促進了社會的自我新陳代謝。二是透過利益表達機制和溝通渠道保護了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了權力和資本對普通老百姓權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權力的界限，防止了權力的濫用，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穩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透過不同利益群體的理性協商、文明溝通和多方談判化解衝突、暴力和仇恨，有助於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四是透過大量的社會調解和談判機制進行*訓練和*鍛鍊，讓民眾在實踐中學習*，並認識到*是自身利益訴求的合法表達，*更是理性妥協、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五是健康良好的社會體制、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將有利於為中國的企業家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利於中國產品創造更核心的競爭力，當然也有助於中國產品更多地進入國際市場。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中間層——公民社會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一些非政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