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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以及它是如何如何重要。”

沒過多久，飛機遭遇強氣流。機艙裡的賓士軍車開始上下顛簸，車裡計程車兵都跳下來。約尼摸索著來到駕駛艙，力圖用自己的方法來穩住車輛。

平常寬敞的駕駛艙差不多被軍官們塞滿到了極限。大部分人坐在矮小的柳條凳上。沙尼坐在靠前的主駕駛的座位上，而愛因斯坦坐在右邊的副駕駛上。緊挨在他們身後的是飛機的導航員，其中一位是來自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拉米·列維，現在他正密切關注著飛機上的傑普遜導航圖。必要的時候，他準備和恩德培機場的控制塔進行溝通，並且要把話說得直白而不漏破綻。在對導航圖上的東非國家機場進行研究之後，他覺得最好是偽裝成一架小型的肯亞飛機，從靠近烏干達邊境的肯亞凱斯莫機場起飛。拉米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著他要用到的說辭。然後，一屁股坐在機艙的地板上。他在身旁鋪開一份烏干達地圖，好為飛機的降落方式做一番準備，也好打發時間。

愛因斯坦讓人遞一塊蛋糕給他。原來，裝卸工程師們有在飛行期間給機組人員準備食物的習慣，因為一旦貨物裝機後他們幾乎就無事可做了。實際上，他們在飛機駕駛艙的後部用托盤裝了一隻蛋糕。而約尼坐在蛋糕旁邊，就給愛因斯坦遞上去一塊。但是，這位副駕駛員又把蛋糕遞了回來，對約尼說：“不對，我要中間有奶油的部分，不要邊上的。”

約尼笑著嘲諷道：“這些駕駛員都被寵壞了！可憐的傢伙們，居然還不吃蛋糕的邊角。”他又遞上去一塊，自己也吃了一些。

約尼和肖姆龍不斷地嚮導航員問起他們的準確位置和飛行線路。沙尼和肖姆龍、約尼商議，並且再次同意，無論他們發現跑道是有燈光還是漆黑一片都要設法登陸。他們全力支援沙尼的計劃，如果跑道燈光熄滅，他會假裝成一架遭遇不幸的飛機的駕駛員。約尼再次研究了新的航空照片，也和肖姆龍、步兵和傘兵指揮部的海姆·奧倫中校一起，核查了很多的細節，其中包括他們乘坐指揮吉普車抵達舊航站樓的準確時間。

約尼也和駕駛艙裡的馬坦·維爾奈交流了一會兒。這兩人不僅在部隊裡彼此相識，而且在耶路撒冷一起長大。1968年，當他還在希伯來大學讀書而且正在決定是否回到部隊的時候，約尼找到維爾奈尋求建議。“你會怎麼辦？”他問，“我是應該回到傘兵營當一名連長，還是加入比比領導的偵察營？”當時還在傘兵部隊的維爾奈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他是約尼的話，他會選擇加入偵察營。不過幾周的時間，約尼就加入偵察營成了一名初級軍官。差不多8年以後，作為偵察營的現任指揮官，他和維爾奈坐在一架飛機的駕駛艙裡，正朝著南面越過非洲大陸。

現在，約尼正跟海姆·奧倫中校聊天。他們自哈魯突擊隊共事起就認識了。談話的過程中，有那麼一刻，約尼說：“如果他在現場的話，我非得殺了他。”

“你指的是誰？”海姆問。

“伊迪·阿明。”約尼說。

海姆非常震驚。他敦促約尼從腦海裡打消這個念頭，但是卻被當作耳邊風。“你不能那樣做。這件事還沒有經過商議，必須徵求上級的批准，”海姆說。

“我不打算請示。如果阿明在現場，我就會殺了他，”約尼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從約尼的觀點來看，其中的理由是不證自明的。

7年以前，他在寫給圖蒂的一封信裡說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瘋狂的世界！20世紀，我們登陸月球並且有了更多的期待；20世紀，我們經歷了希特勒的大屠殺，也見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然而，我們還沒有汲取教訓。今天，我們依然看到比夫拉地區（位於奈及利亞東南部）的人們因為飢餓而死亡，並且沒

有一個人為這個醜惡的世界來彌補些什麼。我們所有人——包括伊斯瑞爾和我——都忙於自己的戰爭，而且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和我們的軍隊一道，來阻止正在發生的事情。當然沒有。沒有人想牽連其中。人類是多麼奇怪的動物啊。”31現在，他暗暗地下定決心，如果他碰到了那個叫伊迪·阿明的人，他一定不能讓他活著離開。因為阿明屠殺了他成千上萬的同胞，因為阿明把經過刑訊逼供的受害者從坎帕拉（烏干達首都）的尼羅河酒店的頂樓扔下。

飛機尾部有很多人已經睡著了。他們完全被這個星期以來累積的疲憊和防眩暈藥片引發的睏倦所征服。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有睡。有一些人在忙著檢查彈藥背心這樣的簡單工作，而另一些人在夜幕降臨後的昏暗機艙裡調校準星。否則，他們就無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