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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咬牙切齒，可我聽著還是咬不住牙的感覺。

關於宋可欣的病情，很複雜，而且大家似乎都諱莫如深。慢慢我知道，原來宋的一家在跟醫院打官司。

宋可欣的病情我是從李大夫那一點點了解的。宋可欣得的是子宮內膜間質肉瘤、胃腸外惡性間質瘤。這是一種惡性程度很高的腫瘤，據說全世界此種病例不過10例。通常叫“瘤”的都是良性的，只有“肉瘤”例外，而且“肉瘤”的惡性程度很高。

宋可欣是以子宮肌瘤收治入院的，當時她還不到30歲，剛結婚不久，有生育要求，所以手術方案是“剔除肌瘤”，但是剔除術後病理結果顯示是惡性肉瘤，於是稍事休養之後，行第二次手術切除子宮和卵巢。然而一段日子之後，腫瘤又在盆腔復發，切除復發腫瘤之後不久，再次復發。這一次，宋可欣的丈夫和父母急了，要求醫生寫保證書，保證此次手術切除後不會復發，否則，他們拒絕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

醫生當然不可能寫這個保證書，宋可欣的家屬也當真沒有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日子一拖再拖，當宋可欣的家人同意簽字的時候，腫瘤已經盆腔大面積轉移，錯過手術最佳時機，無法手術，只能放、化療。但是，宋可欣的病情再沒見好轉。於是，醫患雙方開始打官司。

我問李大夫：“如果當初宋的家屬及時簽字，手術之後宋可欣會好轉嗎？”

李大夫搖搖頭，“子宮內膜間質肉瘤的惡性程度很高，很難說；也許及時手術，病情可能不會發展得這麼快吧。”

宋家狀告醫院的理由是交代病情不徹底，沒有說明病情的嚴重性，致使沒有在發病之初採取徹底的治療手段。

李大夫說起來有點兒委屈，“我們是沒有跟本人交代得很徹底，可是我們跟家屬說了。而且，當時也不能判斷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最初的手術也是考慮她本人年輕、剛結婚，有生育要求，這也是她本人和家屬的要求啊。最關鍵的是這種病例十分少見，我們也是邊摸索邊治療的。”

我後來想，醫生們按中晚期的治法對我“狠治”，除了考慮我是腺癌，易復發易轉移外，大概也是受宋可欣這件事的“啟發”。事實上，對癌症的過度治療普遍存在，大都採取“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的辦法，這一切都是因為癌症還沒有被攻克。

李大夫是能跟宋可欣家人溝通、進出其病房而不被謾罵的不多的醫生之一。說到宋可欣，李大夫的情緒馬上就會低落：“做了好幾次手術，受了那麼多罪，結果還是這樣，我們也覺得很痛心，可是病情如此，現階段我們也沒辦法。”

李大夫和那扇神秘的門（2）

宋的一家跟醫院的矛盾，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不信任，是對醫院、醫生的仇視心理。這種不信任惡性迴圈，受害的還是病患。

我記得我剛住院的時候，也曾對醫院不滿。其實這種不滿普遍存在，對醫院的普遍不滿，說明醫療改革的失敗。我問過Chris，國外的非處方用藥、醫院用藥，出廠價＝零售價，沒有人能從中漁利。國外的醫療保險就不說了，在國外政府辦的免費醫院，是先看病，後交錢，交不起，可以轉成長期貸款，慢慢還，幾十年也可以。

而如今我們的醫院，搶劫式收費，把醫院當作企業來經營；絕大多數醫院沒有政府的支援，既不撥款改建病房，也不撥款購買醫療裝置，那幾十萬、上百萬的監護儀、呼吸機，幾百上千萬的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CT、核磁得分攤到每個病人頭上。

在農村，農民“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在城鎮，48�9％的城鎮居民有病不就醫，29�6％的該住院不住院。就在我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媒體不斷爆出醫療界的各種令人髮指的醜聞。種種醜聞都揭示出醫療體制改革的徹底失敗，不折不扣的失敗。現在的醫療現狀是黑心醫生腰纏萬貫，有良心的醫生徹底寒心，而最後受傷害的永遠是患者。

跟醫生護士漸漸熟悉後，我常跑到醫生辦公室，看大夫們加班，聽他們聊病人病情。

我說：“我看香港電視劇裡，醫院是有公關人員的，專門處理醫患之間的問題。咱們醫院怎麼沒有？”

醫生們不約而同地笑了，“不光我們醫院沒有，哪個醫院都沒有。”

影子去世以後，我問過李大夫關於臨終關懷的問題。我同意《西藏生死之書》中所說的，臨終的人需要物質關懷，但更需要的是精神關懷；我問他現在醫院如何臨終關懷？

李大夫說：“沒有。”他又說，“其實這是一個專門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