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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當做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中山《三*義》

針對有人說中國發展不夠、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政治。孫中山先生說，“袁世凱之流，必以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人乎！”（孫中山：《建國方略》）

在他看來，在中國實現*政治並不那麼遙遠和困難：“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個很安全的節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就可以用它。”（《三*義》）

孫中山顯然過早地樂觀了。這些烏托邦似的美好願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無法兌現的。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幾千年傳承的政治結構對於器物更新、制度創新支配的頑強和有力。自秦漢以來就實行專制*制度非常牢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基礎上，有長期積累的歷史傳統和難以逾越的民間權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禮”是天地人間的權威，只強調個人對統治者的責任和義務，而幾近於無地提到權利。在缺乏*意識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近代的政治家即便具有較高的*素質，他們面對猶如“一盤散沙”般仍帶有濃厚小農意識的廣大民眾卻只能顯得“曲高和寡”，缺乏起碼的民眾認同與社會響應。

兩位“國父”的命運：孫中山和華盛頓（9）

§華盛頓為何拒絕當國王

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可謂洞若觀火。在他筆下，*共和觀念沒有觸及到地主趙七爺身上，他將長辮盤於頭頂，期待著皇帝再坐龍廷。革命的觀念甚至也沒有深入貧苦群眾的心中，例如阿Q、閏土、華老栓等，以致於阿Q認為革命不過和歷朝歷代一樣，就是打打殺殺，分錢搶女人而已。正如陳獨秀所言，“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所以口一張，手一伸，不知不覺都帶出君主專制臭味”。連作為“社會良心”的讀書人，到了民國也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小朝廷越多，他們東投西靠作官的機會也越多——就像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之流可以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走於六國之間。知識階級不但不能制止軍閥作亂，反而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這個社會變革的希望可想而知。

在此種情勢下，期冀透過一夜之間的革命來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無異於天方夜譚。孫中山革命的結果，雖然顛覆了幾千年的專制帝制，出臺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風易俗的舉措，但從中央到地方的整個社會，卻仍舊籠罩掌控專制主義的大網之下。革命黨人依然在犯同樣的錯誤，他們背離了中國的現實生活，不管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均沒有對廣大群眾進行過刻意的宣傳、發動和組織。在人口眾多的泱泱中國，忽視民眾的力量去發動革命，無異於涸轍之鮒，如何能夠得到廣泛支援？由此，我們不難窺見時代條件、文化傳統與民眾素質對思想家所起到的難以逾越的制約作用。這些困境，凝聚著近代中國錯綜複雜的時代矛盾和文化衝突，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而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華盛頓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高風亮節，使得自由*的思想成為美國不可抗拒的潮流。那個時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時代，世界是國王、酋長和暴君們的天下。全世界從沒有過在一個大國建立共和政府的創舉。連孟德斯鳩也認為共和政體只適合小國，大國則宜於由專制君主治理，而在歐洲則普遍認為，由人民自己治理國家，最終只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和天下大亂。在法國有國王，在俄國有沙皇，在英國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蘇丹。因此，隨著獨立戰爭的勝利，有人擔心華盛頓很快就會成為美國的愷撒。約克鎮大捷後，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也公開倡導起君主制來了。鑑於華盛頓無人可與之匹敵的威望和聲譽，1782年5月，以大陸軍上校尼古拉為首的一批軍官秘密集合，積極籌劃擁戴華盛頓為國王。在那一刻，美國是否成為共和國，華盛頓稍一猶豫，歷史有可能就是兩樣。而華盛頓的抉擇是立即痛斥上書的尼古拉上校：

如果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可以說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討厭你的計劃的人了。……因此，我懇求你，從你頭腦裡清除這些思想，並且決不要讓你自己或者任何別的人傳播類似性質的思想，如果你重視你的國家，關心你自己或子孫後代，或者尊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