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頁)

查”。

再重複一遍。斯邁思教授和貝茨博士推算，死亡的普通老百姓為一萬二千名，“便衣兵”為二萬八千名（或便衣兵和俘虜合計為數萬名）。自然，非武裝人員的被遺棄屍體共為四萬具。然而，他們都沒有就至關重要的遺棄屍體的掩埋情況作詳細的敘述。如前所述，根據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確鑿證據材料，共掩埋了屍體二十多萬具，但他們未觸及到這一點。他們基於掩埋的情況，如何“仔細推算”而得出這個數字，即非武裝人員屍體四萬民，其中普通老百姓的屍體一萬二千具？這還是個問號。我們未曾聽說在掩埋的屍體數中有非武裝人員和武裝人員之分類統計。

很明顯，我認為上面所說的關於死亡人數的推算，基於國際救濟委員會所作的對當時南京市民之特殊統計調查也好，還是根據領導該調查工作的斯邁思教授在調查報告中加註所說的情況也好，都不很正確。還可以知道這樣一個事實：該調查報告推算，女屍只不過六百五十具，可是僅就兩個大掩埋隊所處理的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七具屍體的情況看來，其中女屍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具，另外性別不明的兒童屍體有八百五十九具。

就是在進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也未把此調查報告作為證據材料提出來。這可能是由於不承認它的資料價值。再說，從被告看來，該調查報告倒是於他們有利的證據，不過辯護方面未曾把它作為書面證據提出來。因為連辯護方面也認為，該資料所反映的數字，其可靠性是有疑問的。

日本戰敗後不久，中國發表了關於在日華戰爭中初期損失的調查報告。

韓啟桐編著的　《中國對日戰爭損失之估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二十四種，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就是這樣一類調查報告。他說，在南京市及其附近五個縣的死傷居民達三萬七千八百二十八。這個數字是在《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中之第四表和第二十五表所示南京市及其附近四、五個縣的死亡人數的合計，即南京市三千四百人，被強行拉走四千二百人，受傷三千三百五十人，共一萬零九百五十人；附近四、五個縣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人。附帶提一下，中國方面對“隨便”發表上述數字——作為官方公佈的數字——感到為難。

第七節　南京暴行事件的責任

日本軍在中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嚴重暴行事件，　分為集體屠殺俘虜、　散兵——“便衣兵”和對普通老百姓進行屠殺、強姦、掠奪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責任。

“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進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虜和“便衣兵”已被處置以後，但進城後，抓散兵的活動仍在繼續進行。那末，是誰下令幹下那種暴行的？

軍部關於不按國際法處理俘虜問題的決定

不言而喻，殺害俘虜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然而，日本軍部在日華戰爭開始時就作出決定，無視這樣的國際法精神。

根據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對前中將武藤章所進行的訊問調查記錄，武藤回答說，由於日華戰爭是不宣而戰的“事變”，所以“決定對被捕的中國人不作俘虜處理”　（《遠速》，四十四號，第十九頁，載洞富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8《南京事件》　1，有缺漏）。這可以解釋為對待俘虜問題不受國際法的約束，這是個殘酷的決定。讓我們來看看它的具體表現吧！

在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侵佔蘇州前，參謀部根據松井總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決定，那就是四項“關於進攻南京城的要領”和五項“關於進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意事項”，並於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司令部作了傳達。在決定這些命令和訓示時，曾就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問題聽取了齋藤良衛博士的意見，但都絲毫沒有談到對待俘虜的問題（前華中方面軍情報參謀中山寧人宣誓供詞〔辯證一三四五〕，《遠速》，二一四號，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頁）。

就這樣，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從未就對待俘虜問題發出過任何指示。檢察方面在向證人中山提出反問時，並未特別抓住這一點，但他提起前面談到的武藤章的證詞，並謹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說法。對此，證人中山認為武藤大佐所說的情況涉及國際法問題，並回答說：“日華事變是非常不幸的戰爭，其性質也極為複雜。所以我認為，在對待俘虜問題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國際法正式執行，但在當地，俘虜的待遇事實上是基於國際法精神處理的。　”（《遠速》，二一五號，載前引書1，第二五一頁）

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