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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絕對的權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須考慮他在執筆時對逮捕他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流露的強烈的敵意和厭惡感。但這且不說，我認為郭沫若是中國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優秀的學者和作家，應該虛心聽取他對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評性的解釋。

明治的領導人以和魂洋才為座右銘。所謂和魂，實際上以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為基調，他們甚至企圖以此來改變本來就是異質性的民族精神。這裡出現了溝通統治者與民眾的“國民思想”。

可以說，是明治文化給這種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質文明為主的歐美文明的假面具。由於是前近代與近代的結合，所以未能充分協調，自然就產生畸形的東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產生出郭沫若所說的那種比野蠻人更殘酷的文明野蠻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見收錄在他的《抗日戰爭回憶錄》裡，也沒有收錄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書集》（五十九篇）裡。我覺得不可思議，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圖書館編纂的《郭沫若著譯書目》，從該書目看來，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書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慶出版的《羽書集》（五十八篇）都未收錄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見，並不只是在戰後出版的《沫若文集》裡沒有收進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廣東出版的《文藝與宣傳》和丁三編的《抗戰中的郭沫若》　（戰時小叢刊，　出版時間不明）第四編《最近言論》等，也未收錄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出版後不久，正當武漢陷落之際，因而它失去了在國內廣為流傳的機會，連郭沫若自己手頭也沒有這本書，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未能把這篇序文收錄在他的那本《羽書集》裡。

現在，在中國已很少能見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在上述書目中“會集和選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譯）這個欄目裡未編入這個書目，由此也可以估計到這一點。

在郭沫若的文集裡，未收錄他的那篇序文問題，還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慮的。

一種看法認為是別人隨便利用郭沫若的名義。然而，難道有這樣的人嗎？他利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名義，為在其身邊漢口發行的那本書作序？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較強烈，因而郭沫若作為日本通，他不想把這篇序文當作自己的東西留下來。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還寫過論文，題為《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沒有被收錄在上述《文藝與宣傳》、《抗戰中的郭沫若》和《羽書集》中。

介紹了郭沫若的評語以後，接著想聽聽中國作家林語堂的意見。他也就日本軍的殘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寫的小說—一《暴風雨中的樹葉》，篇幅更長了一點，亦試引幾段如下：

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類在今天才看到：士兵們輕蔑地一笑，把嬰兒拋到空中，然後讓他巧妙地落在鋒利的刺刀尖上，稱它為體育運動。

今天又把俘虜——他們被矇住眼睛而站在壕溝旁邊——當作練習拚刺刀即有組織地訓練殺人的標靶。有兩個士兵（事實上是兩個少尉。——洞富雄注）追蹤著從蘇州敗退到南京的中國兵，他們互相打賭，看誰先砍殺一百個人。兩人的殺人記錄每天引起了他們的同夥的熱切關注。透過高尚的武士的規範，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會的國民說明他們的行為。但是，這種說明對其他各國的民眾是行不通的。這種事情對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發生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裡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開化的人們中間也不可能有。在人類與大猩猩——在未開墾的原始森林中跳來跳去——之間的親緣關係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從大猩猩本身來說，也是這樣。大猩猩只是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進行搏鬥和廝殺。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階段，在人類學上也沒有那種為喜歡殺人而殺人的記錄。

不，那種恐怖行為是人的行為，是一個種族的人對另一個種族的人所採取的行為。大猩猩不會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來，把它們關在草蓆棚裡，並澆上汽油，點起了兒而且笑個不停。大猩猩雖在白天肆無忌憚地進行交配，但不會去看別的雄猩猩進行交配而從中取樂，也不會等在隱蔽的地方輪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會在完事後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內。

大猩猩的喜悅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