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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井大將說：”無言可以辯解‘。“（前引書1，第三八三頁）

當然，關於這一點，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作證說：“我每天攜帶有關前一天的報告前往大使館。我會晤的官員是福井，他身居領事之職。還有副領事田中和福田篤泰，他現在是吉田總理大臣的秘書官。這些日本官員雖然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還是儘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們對軍部懷有強烈的恐懼心理。而且，他們所能辦得到的，只是將這些報告透過上海轉達東京。”這就是說，外交官們害怕軍部，沒有將貝茨博士以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內容轉告軍部（《遠速》，三十六號，載前引書1，第五十二頁）。

除此之外，還有英國駐上海使館一月十五日電（檢證一九○六）也轉達了日本駐南京使館館員的苦衷。電報說：“據將這些報告帶給本館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博因頓牧師（Rev。　Boynton，又譯鮑引登、包引登——譯者）說，日本大使館館員在日本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抵達南京，他們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難民區內外酩酊大醉地飲酒作樂、殺戮、強姦和掠奪等行為後，也會不寒而慄。雖然他們提醒軍司令官注意，卻毫無效果。結果，他們觀察認為，由於其司令官之冷酷無情、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到南京後故意放鬆採取懲罰的措施。而且，他們雖曾想拍電與東京聯絡，但因軍隊控制而不能拍電報。為此，大使館館員甚至對牧師說，是否由牧師們試向日本國內公開這些事實，使日本政府透過輿論來抑制軍隊。”（《遠速》，五十八號，載前引書1，第一四九頁）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末是否就像岡崎所說的那樣，果真每次都與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取得聯絡，轉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內容，這點姑且存疑。

不過，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員們似乎不會像貝茨博士如上所說的那樣毫無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據城山三郎往訪日高信六郎時所聽到的談話說，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縱虎歸山”之感的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進行交涉時，作好了思想準備，準備捱打。

而且，福井淳領事說，因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險。當時，在外務省任東亞局局長的石射豬太郎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敘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隨我軍返回南京的福井領事拍來了電報，接著上海總領事寄來了書面報告，使我等不勝慨嘆。這些報告都反映了日本軍在南京入城後對中國人的掠奪、強姦、縱火、屠殺的情況。憲兵雖有，但人數寥寥無幾，不起監督作用。甚至報告說，福並領事因為進行了制止，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險。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記中說：“上海來信詳盡報告了我軍在南京的野蠻行為。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這難道是皇軍？或許是日本國民民心在頹廢，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略）。”

這就叫做聖戰，叫做皇軍的形象。當時，我就習慣地稱這起事件為南京暴行。因為它有比“暴虐”這一漢語更為確切的語感（一九七二年新版，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頁）。

此外，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提交給日本駐南京使館的有關日本軍暴行事件的報告送回日本外務省外，還有福井淳領事等人的相當於親筆記錄的情況非常詳盡的報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務省（〔據外務省說〕這些文獻以及有關日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記錄均在戰敗時“燒燬”）。

還有一件事。想順便介紹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編著的《戰爭是什麼——日軍在華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讚揚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關於這三位日本人的實際情況，我獲知如下。

在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個就是前面所說城山三郎已提到其為人的日高信六郎。我暫先引用田伯烈的敘述：

“本書的目的決非挑起對日本人民的仇視。我有許多日本朋友，我非常尊敬他們，我在這裡不想指出他們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職；還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見，在上海任職屬於半官方性質。不僅在人道主義的事業上，而且在各個方面，我和他們彼此雙方能夠進行接觸，這是我引以為榮的。他們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仍然給我以同情的合作與友誼，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同時，我還要向日本某軍官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發生轟詐載有難民的列車事件，大批中國市民無辜遭到屠殺。他對此以私人名義表示遺憾。這些人士——像這樣的人士無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