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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國民革命時期的北方農民暴動——以河南紅槍會為中心》（收錄於野澤豐所編《中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馬場毅所著《紅槍會運動序說》（收錄於青年中國研究者會議所編《中國民眾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據這些研究文章，我對槍會運動略作一些敘述。

據悉，槍會在國民革命時期展開了高漲的同軍閥的鬥爭，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結束，繼而在一九三○年爆發的閻馮聯軍與蔣介石軍隊的。中原大戰“，也以蔣介石獲勝而告結束，於是各省的槍會運動便失去了活力，開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後槍會運動低落時期，暫時出現了類似山本七平所說的“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狀態，這看來是事實。那就是在江蘇、安徽、山東西南部的各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對國民政府加強政治上的統治進行了反抗，而國民政府試圖“改革風俗”，即禁止“迷信邪術”（秘密結社）。

關於三十年代日華戰爭爆發前的槍會運動，好像幾乎沒有什麼資料。後來也沒有跡象表明發生過這類暴動。即使政府也放寬了“改革風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對以隱蔽的形式秘密組織的集團的存在視而不見。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華戰爭爆發時，無法想象在農民中間會有“對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那種強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槍會農民中間出現了若干對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這樣的判斷，那就是他們即使在祖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仍還對往事耿耿於懷，不屑於參加首都保衛戰。

沉寂一時的槍會的武裝鬥爭，隨著日華戰爭的爆發，再次蓬勃發展起來，其鋒芒直指侵略軍，這在當時日本軍是最清楚的了。載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報》三號上的《紅槍會的背景及其現狀》一文作者謝爾曼·霍維爾說道：“紅槍會、黃槍會、天門會、黃沙會、老金會及其不勝列舉的眾多的農民秘密組織參加了津浦鐵路沿線、淮河沿岸的戰鬥以及其他許多重要地區的戰鬥，”“現在的時勢是處於如此極端苛政的壓迫之下，因而紅槍會的壯大程度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關於紅槍會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論，來自中國前線的報道一再表明他們無疑組成了戰線上的‘敢死隊’的主體。”

南京攻防戰是發生在日本軍侵略中國後第五個月。當時，紅槍會的兵團已被編入南京守軍，也是不足為奇的。據悉，北方興起的紅槍會很快就發展到江蘇省揚子江邊（長野朗：《中國兵、土匪、紅槍會》，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頁）。因此，也許這方面的紅槍會趕來參加南京的防守。槍會，不僅在揚子江以北有，看來江南也有它的組織。所以，不妨也把它們看作是阻擋日本軍進攻南京的障礙。

在此之前，　大刀會作為江南的槍會，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際，高舉“奉天命大刀會”、“奉天命共產黨”的旗幟，攻佔了溧陽縣城（位於江蘇省南部），這一事實令人注目（三谷孝所著前引論文）。我最近從戰爭文學研究家高崎隆治那裡得到啟發，獲知太湖周圍早在日華戰爭爆發前就出現了紅槍會的活動。在攻佔南京整整一年後，莊司憲李正在從事太湖的魚類調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記》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湖州曾有紅槍會，反對國民政府，屢遭討伐。然而，他們歸順於日本軍，配合南京攻陷戰，充當了日本軍的尖兵”（《太湖勘察記》，第一三六頁）。莊司憲季說：“吳某是公認的太湖紅槍會首領，也一起歸順了。他不僅充當皇軍的嚮導，而且率先接受皇軍的訓練，當了皇軍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掃蕩游擊隊共匪中立下了戰功”（《太湖勘察記》，第十八頁）。其中所說的大概與紅槍會是同一個集團。這裡所看到的紅槍會是毫無民族尊嚴的武裝集團。但是從這本書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視為紅槍會餘黨的勇敢的集團的形象，它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於太湖中的西洞庭島時，雖避免相互衝突，但莊司在那裡看到了兩百五十人左右的紅槍會集團，並對他們退出西洞庭島時的情況這樣寫道：“他們手持紅纓短槍，搭乘兩艘船，氣勢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視著他們。”（《太湖勘察記》，第一二四頁）

另外，我最近翻閱了《大阪朝日新聞》地方版彙編，從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瞭解到這樣一種事實：佔領南京後不久，勇敢的紅槍會在杭州附近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從杭州灣登陸參加南京攻陷戰的第十軍，在佔領南京後轉而進攻杭州。　此時，　“竹內狤少尉的一隊人馬在杭州的激戰中殲滅了自詡為強敵的‘紅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