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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的悲慘回憶不是沒有從中國人的頭腦中消失嗎？中國政府也一直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透過電視、戲劇、電影或展覽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過去的罪惡，從不放鬆對人民的教育。

毋庸贅述，中國人對訪華的日本人所採取的那種體諒態度是中國政府的“中日友好”這一對日政策的體現。不過，我感到從去年起，或者從前幾年開始，似乎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進步電影工作者攝製的影片《未代皇帝溥儀》，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獲得了圓滿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關日本軍暴行的原版片鏡頭，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軍拍攝的照片。從這一事實可見中國方面的變化。

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急劇發展已經不能保持沉默了。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審定教科書問題為契機，中國發動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在宣傳活動中，對“南京大屠殺”的聲討尤為激烈。

歷時兩個月，使日中兩國外交關係發生動搖的教科書問題，日本方面保證：因審定教科書問題而引起的歪曲侵華史實，“由政府負責糾正”。於是，這一問題大體上得到了解決。然而，中國當然不會就此收兵，他們對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證，正拭目以待。

教科書問題，猶如一把鐵錘落在日本人頭上。因為日本人似乎對中國人的寬宏大量忘乎所以，對中國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於中國人的思想極其淡薄起來。但是，我不認為思想轉變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不僅如此，在一部分民間電視臺中有兩、三個節目主持入至今仍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每當考慮到電視的巨大影響時，不由產生一種令人吃驚之感。

在這種時候貿然出版給人以迎合時尚印象的書籍，我也不是沒有羞愧之心，我經反覆考慮之後，認為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於是我在人們的建議下，決定出版新著。

迄今為止，我就南京暴行問題寫過兩部著作和一部（兩冊）資料集。兩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和《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九七五年八月，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資料集是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對舊著《近代戰史之謎》（一九六七年，人物往來社出版）的有關部分加以增訂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書中，除收錄《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頁）一篇外，還收錄了《蘆溝橋事件的爆發》、《第二次上海事變的爆發》兩篇文章。《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無稽之談”論》一書，由《“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道嗎》（第十二至一三八頁）和《“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頁）兩部分組成。　在資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頁）中收錄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方面的有關資料；在資料《南京事件》2中，收譯了四篇英文資料（第三四六頁）。

我在編著本書時，從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書中採用了《南京暴行》的資料，從前面所述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一書中採用了《“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嗎》的資料，並重新加以整理，從根本上作了增訂。

也許是因為發生了審定教科書問題吧，人們對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的關心有所增強，我分別從原出版單位接到重版舊著的要求，但我作為筆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論》的現代史出版會同意了我重新編著的方針。在短時間內，我傾注全力撰寫此書，今天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關於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夠留下一部舛誤較少的基本文獻，雖說這是一種奢望。現代史出版會的橋本進給了我實現這一願望的機會，對此我深表謝意。

編著本書，是在已出版了幾部關於南京事件的著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實證性的、舛誤儘可能少的著作，這也是事實。可是，如果有人問我真能實現這一願望嗎？那我只能回答說，很遺憾，自己雖然渴盡了綿薄之力，卻還沒有這樣的自信心。所以，我預先宣告：本書題為定本《南京大屠殺》，決非出筆者之意。再要說明的是，現在一般通稱的“南京大屠殺”，我通常稱之為“南京大屠殺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譯後記

本書根據一九八二年日本現代史出版會出版的定本《南京大屠殺》譯出。第一編由毛良鴻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