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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良娣成為黔婁夫人後，挾其家學，於枕畔私語或桑蔭閒話中，不斷把陰陽相感，天人合一的道理灌輸給丈夫，認為天地之間先有陰陽，有陰陽則再有感應，有感應則有變化，有變化再有感應，如此迴圈激盪，變化無窮，放吉、兇、得、失、悔、吝、憂、虞之象明瞭！便涵蓋了古今萬事萬物，究察了宇宙天人之際。黔婁根據夫人的意見，對以前所寫的四篇論著，加以充實、訂正，加上了解人類自然的天性，洞悉其生克輔消之道，闡明瞭“常的無定便是變，變的有定就是常”的道理，既可驗證人的“變態心理”，更可驗證人的“常態行為”。於是重訂的《黔婁子》四篇，立即轟動了齊魯一帶，士子們悉心研究，因它學究天人，於是奉它為圭桌；國君與卿大夫也因為它有益治國安邦之道，對於黔婁的淵博和修養非常心儀。魯共公想立他為宰相，黔婁以立志清守，不意仕途而拒絕；魯共公又賜他三千鍾粟米，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也以無功不受祿而拒絕。所以，一般人對黔婁先生的高風亮節更加欽敬。

這種人生觀和生活取向在今天這種紙醉金迷，趨炎附勢的社會里是很難理解的，然而黔婁夫婦卻確實是這樣做的。當時連年荒旱，又逢巨風肆虐，黔婁和夫人衣食為艱，達官顯貴紛紛饋贈，也被婉言謝絕，迫於生計，他們遷居齊都臨淄，設館授徒，自食其力。齊威王聽說高士黔婁來到齊國，就想聘他為國卿，也遭拒絕。

黔婁雖未在齊國擔任官職，但齊威王對他十分尊敬，齊國一有重大事故或外敵來犯，齊威王總到黔婁住處就教，多能化險為夷，可見黔婁不僅有德，尚且多才，可稱賢人。

一代賢人黔婁先生死時，孔子的高足曾參前往弔祭，看到黔婁停屍在破窗之下，身著舊綈袍，墊著爛草蓆，蓋的短衾竟不能蔽體，不禁為之心酸，建議：“斜爾其被則斂矣！”意思是說把衾被斜過來蓋就可以蓋住黔婁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婁夫人卻答道：“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志也。”

曾參無言以對，深感慚愧，旋即又嗟嘆道：“先生之終，何以為溢？”因為古人死後，總愛根據他一生的事蹟，用一兩個字加以概括，這就叫“溢”，當然，後來愈溢愈濫，到慈德死後，竟達二十八字。這種“溢”法，也不完全出於朝庭，一般有頭有臉的人，照樣可由親友或者家人贈溢，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曾參的問話剛結束，黔婁夫人立即回答：“以康為溢。”

曾參大惑不解，問道。“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深，何樂於此而溢為康乎！”

黔婁夫人正色道：“先生在日，魯君欲任為相，辭而不受；齊君欲聘為卿，亦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魯君嘗賜粟三千鍾，齊君亦屢欲予以報酬，均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慼慼於貧困，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以康為溢，誰曰不宜！”曾參聽罷，受到極大的感動，連呼：咱斯人也，而有斯婦！“

劉向在“魯黔婁妻”篇未讚道：“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屍不掩體，猶溢曰康。”

黔婁夫人繼承夫君遺志，設帳授徒，專心教化，仁慈儉約，為賢慧妻子樹立了一個可貴的典範。曾子說：“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我們未嘗不可以說：“唯有婦也，而有斯人！”

黔婁棄繁華富貴如敝履，與他的信仰有關，道家學派，痛恨不平等的社會，鄙視富貴利祿。“著名人物莊子講過：”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候“的名言，也曾拒絕楚國等諸候國要他作相國的請求，過清貧而逍遙的生活。所以黔婁的行為並不荒誕，他反映了一種社會思潮。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夫人、貴族小姐施良娣。

唐代詩人元稹的《遣悲懷》詩，弔唁亡妻寫道：“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或許他的妻子有施良娣的美德，但元稹自比黔婁未免太過炫誇，因為元稹一輩子追求功名，最後做到宰相。他伽三首悼唁亡妻的詩最後歸到：“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或許人人如此，但黔婁夫人則確實與“人人”迥然不同。

孟母教子三遷

“孟子能成為”亞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體系中地位僅次於孔子的人，多得力於他的母親。孟子的母親是位偉大的女性，她克勤克儉，含辛茹苦堅守志節，撫育兒子，從慎始、勵志、敦品、勉學以至於約禮、成金，數十年如一日，絲絲入扣，毫不放鬆，既成就了孟子，更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