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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擊行動。粟裕認為，非此不能更好地發動群眾，非此不足以平民憤，非此不足以嚴懲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潰軍軍官朱永祥率眾千餘人，自稱“蘇皖遊擊司令”，名為抗日救國，實則擾民詐財，不亞寇匪。群眾恨之入骨，稱之為“小日本”。後來朱永祥竟發展到與日偽沆瀣一氣，勾結日偽襲擊新四軍。1938年7月6日，新四軍一支隊一部與二支隊一部在當地民眾武裝配合下，將朱部一舉殲滅。朱永祥被活捉，解送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法辦。百姓無不拍手稱快。

挺進江南敵後的新四軍經過半年多的鬥爭，在敵後先後建立起了茅山、丹北、橫山、江句、句北、小丹陽等十多塊小型的遊擊基地，擁有40萬人口。

1940年1月1日，當時在新聞界頗有影響的上海申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粟裕將軍會見記》的文章，作者署名“任重”。文章一開始就說：“在江南遊擊區裡流行著一支歌曲，其中有兩句是‘司令將軍親自上火線，弟兄們趕快衝上去’。我想這一定是指粟司令。”文章稱：“在日軍重兵包圍之中，在江南最艱苦的游擊區裡能與這位後方民眾所稱頌的遊擊司令會面，實是十分幸運的事情。”

文章以崇敬的深情，稱讚粟裕“率領先遣支隊挺入京鎮淪陷區”，取得韋崗處女戰、官陡門之戰的勝利，而且“不斷地向日人進攻，一直進攻到南京、鎮江的外圍日人的據點裡”，“簡直要使外來侵略者發抖”。

文章作者說，他在南京附近與粟司令會面，差不多每夜秉燭長談，聽粟司令從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分析江南遊擊區錯綜複雜的抗戰形勢。作者高度評價粟裕這位青年將領對江南大局觀察的敏銳，對政治有深刻的認識，軍事上深知戰略戰術，而且深知敵我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的實際情況。作者經過“實際的觀察與考查”，得出了一個結論：“粟司令不是一個平凡的軍人。”他不但“運籌帷幄之中”，而且“決勝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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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戰略遠見的舉措――創辦教導隊（1）

新四軍挺進江南敵後，粟裕用了相當的精力，對部隊教育訓練特別是幹部培養教育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有益的實踐，成為他在江南時期軍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粟裕率部從浙南開赴皖南集中時即敏銳指出：“現在需要大量的知識青年充實部隊新的血液。”粟裕率二支隊挺進江南以後，充分利用江南有利條件，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青年充實到抗日的洪流中來，二支隊的骨幹得到了很大加強。

對於這樣一支部隊應該怎樣加緊教育訓練？對於這樣一支幹部隊伍應該怎樣加緊教育培養？粟裕認真地思索：經過三年游擊戰爭的幹部都有一定的戰鬥經驗，但文化素質差；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文化基礎雖好，但缺乏戰鬥經驗。從整體上說，他們都普遍缺乏現代戰爭知識。而新四軍面對的恰恰是現代化裝備的日軍。粟裕認為，培養訓練幹部增強現代戰爭意識，加強現代戰爭知識的學習已是當務之急。

二支隊挺進江南初期，處在一種特殊環境中，教育訓練部隊主要採取以戰教戰的方法，打一仗馬上就總結經驗教訓，以實戰經驗和要求來教育幹部，訓練部隊。隨著根據地的建立和部隊發展，支隊司令部專門組建了一個訓練隊，經常抽一到兩個連來宣城縣狸頭橋司令部進行軍事輪訓，每次兩到三個月。集訓內容：軍事以射擊、投彈、刺殺等技術為主，輔以佇列、戰術訓練，總結戰鬥經驗；還有政治、文化學習。

挺進江南敵後的新四軍人少、槍少，尤其是幹部骨幹少，有的連隊只有連長一個人主持全面工作，直接制約和影響了部隊的壯大和發展。粟裕把江南新四軍發展的目光投向蘇北以後，更感到培養和訓練幹部的緊迫，僅靠軍事輪訓遠遠不能滿足部隊發展需要。粟裕認為必須辦一個教導隊，更好地解決幹部、骨幹培訓問題。

1939年3月，皖南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根據軍部命令，組織十個人到前方參觀學習，以充實教學實踐內容。粟裕親自向參觀團介紹情況。參觀團結束活動返回軍部時，粟裕又一次會見他們，特地對參觀團說，我們這裡要辦一個教導隊，需要有辦教導隊經驗的人。我已給軍部周子昆副參謀長打電報，建議你們留下一個人。

軍部教導總隊七隊隊長杜屏是到二支隊的參觀團成員，軍部決定派他到二支隊工作。1939年5月，杜屏奉命來二支隊報到。粟裕親自接待，任命杜屏為教導隊隊長，並向他詳細介紹自己的想法。粟裕說：“教導隊的幹部，指導員、文書、文化教員、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