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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如今荊襄士人當政的時代，龐統的大司馬權勢要高於張飛的大將軍。而方紹原本的左大司馬之職，則要低於大將軍，與驃騎將軍和車騎將軍相近。

但是現在，方紹在左大司馬之後又兼任了車騎將軍，這也就意味著被賦於了實際的軍權，再冠以左大司馬之職，其實際已形成張飛的大將軍，高於馬超的驃騎將軍。

很顯然，方紹官職的變動，出於諸葛亮掌控軍隊的考慮，但著方紹滅魏之功，他成功的將自己的死黨變成了與張飛實權相當，大漢**隊的實際最高統帥之一，一文一武，諸葛亮對軍政的掌控地位可謂無人能撼動。

當然，諸葛亮的此等意圖，事先是受到了龐統的間接的反對，不過，因為方紹的滅魏之功實在太大，在朝野±民的威望如日中天，在這種情況下，龐統的反對也是徒勞的，到最後還是不得不做出讓步。

與此同時，擁有擒落曹操之功的姜維，則在方紹的提名下，被任命為中護軍，同中監軍糜威，中部護蔣琬，一併成為了中軍的統帥。

儘管與龐大的外軍相比，中軍所統帥的軍隊數量為數不多，但卻擔當著宿衛京師的重任，其地位之顯赫，一般唯有皇帝親信之輩方才會擔任。當然，在眼下的形勢中，與其說是皇帝親信之輩，倒不如說是諸葛亮的荊州系親信之輩。

至於其餘姜維、鄧艾、王潛等方紹傾心培養的年輕一輩將領，也因在滅魏之功的傑出表現，得到相應的封賞，在軍隊中站穩了自己的腳根。

朝中之事漸告一段落，伐吳之事便已被提上議程。

在滅吳之後，大漢國的軍事經濟實力，已高出吳國不少，滅吳理論上不存在問題，但卻也面臨著幾點難題。

首先，新得魏國之地，因戰爭的破壞，許多鄉村城鎮被破壞，家園損毀的百姓，有不少都淪為流民，甚至落草為寇。而戰火最洶湧的河北一帶，這種情況就更為突出。

鄴城一戰，漢魏雙方在冀中一帶僵持達半年之久，戰火使一度使冀州出現千里無人煙的荒涼之狀，約二三十萬百姓逃離了家園，其中大部分南渡黃河去兗青一帶乞食，但也有七八萬之中，逃往冀州一帶的山林中，成為打家劫舍的強盜。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朝廷遂一面從關中一帶調集糧食，賑濟災民，一面委任官吏，勸民回鄉，獎勵耕種，逐步恢復河北一帶的殘破的經濟。

至於河南各州，因為曹操的被擒和魏軍主力的覆沒，待漢軍南渡之後，大部分的魏國官吏都開城投降，這便使得河南百姓避免了被戰火折磨。

其次，魏國覆滅之後，朝廷便迅速的在新得備州中開始推行府兵之制，但卻遭到了中原士族的極力反對。

原因無他，中原土族的勢力遠比荊益強大，在《九品中正制》推行多年之後，透過對官位壟斷所獲得特權，土族們急劇的擴張著自身的利益，不但吞併了大量的土地，也將許多破產的自耕農收為自家的傭客。

府兵制的關鍵就在於兵農一體，而兵農一體的前提就是均田制，如此，自然與士族豪強吞併土地的作法是相牴觸的，這些中原士族們自然要群起而反對。

儘管中原土族中的名望重者被方紹殺了不少，但餘者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為了收攬人心，穩定政局，朝廷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讓步，在保全土族豪強利益的前提下，以試點的名義，只將現有的國家編戶進行府兵制的推廣，並且不禁絕土地的買賣，為豪強們的保留了合法兼併土地的權力。

最後一道難，就是關於選官的制度。

魏國實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權力完全被士家大族所壟斷，除此之外，無論是寒族或是普通百姓，都無參與的權力。

大漢國的科舉制，則既保留了±族靠家世做官的權力，同時也為士族以下的階層保留了向上爬升的機會，科與舉所參生的官員，比例大致上是五五分成。

而時下紙書尚未及全國性推廣，讀書的成本仍然不低，故而那些透過科考被選為官吏的人中，大多數也都是士人。也正是因此，中原士族們對科舉制的反對聲音，選比均田制要弱很多。

因此，在當前的形勢下，朝廷便將主要精力放在恢復黃河一帶經濟上，其餘的所面臨的難題則採用拖延應對的方法來對待。

不久之後，在朝廷即下達詔令，著令魏延坐鎮定陶，假節，都督兗青二州軍事。張飛坐鎮洛陽，都督司豫二州軍事。令徐庶坐鎮襄陽，都督荊州二州軍事。三任鎮將，各自操練兵馬，訓練士卒，為伐吳作準備。

按照朝廷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