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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朕自即位以來，孜孜以求，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

更令崇禎憤怒的是，東林黨把天啟年前輩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屢屢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幹到極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鑄錢。崇禎一朝的錢幣就是大明有史以來最差的一批，鑄造的銅錢號稱比鉛還黑，比紙還薄。在連續的嚴重拒收事件發生後，東林黨還採用國家暴力機構逼商人購“真”錢，以致當時一聽說朝廷又鑄錢了，兩京的商人就會蜂擁逃出城去，直到風聲過去後再回來經營買賣。而且，由於江南是士大夫眾多，整體人民素質極高的地區，風氣十分民主開明，當時告老還鄉或者居喪的官員們，充分發揚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作風，不僅屢屢上書諫止皇帝重開商稅等等，還幫助民間各種弱勢群體偷稅漏稅，以至於崇禎年稅款屢屢拖欠，當時按照書面上大明一年賦稅兩千餘萬兩，實際能到京城只有數百萬兩reads；！

於是，國家沒錢，不能賑災****反，不能發餉則兵變，而民反兵變則需要更多的銀子去追繳，鎮壓——明朝就在這個惡性迴圈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滅亡。

崇禎對此看得很清楚，後期的天子已經不再那麼天真，出於對群臣的極度失望，他不僅再次啟用了太監，而且也開始想辦法堵大明這條船上的窟窿。由於開源在朝中眾多重義輕利的君子的反對下實行不下去，那麼，崇禎就開始打算如何節流。

遼餉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禎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敗，基於國內外形勢，崇禎打起了和談的主意，委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處理此事，並再三要求他辦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讓外廷的文官們知道，否則和談就徹底沒有指望了。結果陳新甲居然把和談往來的信件隨手放到桌上，被人當作塘報抄送傳遞到政府各個部門去，成為公開的新聞。

之後東林君子們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陳新甲的“賣國”然後文官們充分闡述了陳大人在任期內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堂而皇之的宣告陳大人對不起大明對不起人民，最後，陳新甲被殺，“和談”——再也沒人敢提了。

後來，鑑於李自成步步緊逼，崇禎十七年正月，有人上書建議朝廷“南遷圖存”，結果——被東林君子們完全漠視了。

二月末，崇禎鼓足勇氣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遷”二字。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們意氣風發，大道理說了一堆，最後勉強提出“太子南遷”的問題，但是崇禎不能答應。在崇禎看來，太子南遷就擺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專為表演“皇帝殉國”，並且當堂就有人明確發出這樣的質問：你們這幫大臣是什麼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禎無法接受這個提議，只好散朝。但是大臣們在朝上還不夠盡興，回去後紛紛向皇帝發狠上了一系列關於皇帝絕不可以南遷的論文。其中御史李邦華明白的寫道：“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呵呵）

崇禎當然很生氣，古來只有殉國殉皇帝的大臣，哪裡見過逼皇帝去殉國的大臣？？但在大臣們冠冕堂皇的論調前，崇禎也躊躇了，沒有敢明確說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禎再次來了點勇氣為自己作最後的掙扎，但大臣們已抱定主意，堅決抵制皇帝任何關於“南遷”的話題。在強大的攻勢下，崇禎終於認命了，他突然大聲說了句：“國君死社稷，朕想往哪裡去！”

於是，大明的臣子們終於滿意了——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開源又不能節流，崇禎只能最後一搏了——開始向他的那些大臣屬下以及皇室親戚請求募捐，結果在京城只有太監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萬兩銀子，其餘官僚個個如同鐵公雞一毛不拔。武清厚李國瑞一家“把家中雜器擺到大街上出賣，搞的滿城風雨，”閣臣魏藻德僅捐五百兩，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堅持說自己從來不貪贓枉法，所以一兩也捐不出，太監徐高受命勸諭崇禎的岳父周奎，結果此人始終不肯捐錢，氣得拂袖而起，大罵：‘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周奎被逼無奈，才忍痛捐了一萬兩。其餘勳戚官僚紛紛效仿，沒有一個捐餉超過一萬兩。後來李自成進佔北京，嚴刑拷掠，單從周奎家就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

所謂“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保君王”，東林本色也。東林黨把“袖手談心性”貫徹到底，一點雜質都不摻的，但輪到用下一句的時候，就不那麼貼切了。

這就是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