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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昌期自小接受程朱理學的砥礪，‘胸’中羅列了許多天理。他始終深信：世界就應該按照聖人總結出來的“天理”正常運轉，一絲一毫都不能錯誤。為了維護天理的正常運轉，他願意傾盡全力。於是，這貨是‘蒙’古後裔，‘蒙’古後裔特有的思維方式開始發揮了作用，“快意恩仇，飈馬西風，狂放不羈”，使他常常以過‘激’的方式去維護天理與綱常。

看到馮銓依仗“察顏觀‘色’、見風使舵”，獻媚於當朝權貴，他的內心深處必然是充滿了鄙夷。按照農耕文明的思維方式，既然鄙視對方，那就可以“老死不相往來”。而草原文明的思維方式則不同，一旦鄙視對方，那就必定像對待獵物一樣用武力把他徹底征服。繆昌期決心以對待“面首”的方式來作賤馮銓，實施的即是征服手段用自認為最不堪的懲罰手段來羞辱小人，讓小人永遠自慚形穢。因此，他不但不覺得自己的這種行為是墮落，反而有一種“替天行道”、“攘臂宵小”的快感。

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繆昌期認為自己做一切事情都是可以的，包括爆馮銓的菊‘花’。

何況，繆昌期還是南方人，馮銓是北方人。

明代的黨爭，多以地域的南北劃分。南人多文采，故而朝中亦多南人。這南北計程車林爭鬥，不僅在明末就有，還延續到清朝去。

生於涿州的馮銓在朝野中自然是孤立無援的小可憐兒。南方人對於北方人的鄙視也在馮銓的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官場的醜陋與自己身心的屈辱，使馮銓對世態炎涼有了新的認識。他要報復這個社會、他要報復羞辱他的人。只有勝過他的敵人，才能消滅他們。只有升官，才能制服他們。而且，他也恨透了這無聊的黨爭！他要以一己之力來改變朝綱改變自己的命運。如何升官呢？在當時，似乎只有一條路：投靠魏忠賢。這也是很容易走的路：拍馬屁，對於翰林公來說，豈不是小菜？

很快，還不到四十歲，馮銓就已經是文淵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皇帝跟前的首輔之一了。有機會，先成全繆昌期成了烈士（當時叫七君子）。緊接著，他為明末的政壇來了個大洗牌：把尚空談好結黨的東林黨人一個又一個趕下臺，人無分南北，唯才是取。竟也為當時的昏‘迷’朝野帶來了一時清新景象。

崇禎帝登基，黨爭又起，作為閹黨著名人士，馮銓只有回家。終於，雲開霧散。新主子，新氣象。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馮銓同志盼來了滿清人民解放軍。新王朝舉逸民，馮銓同志被隆重請了回來。轉眼間，馮銓和金之俊成了新統治者的左右手。他迎來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

比起那些張口“忠君”閉口“愛國”的明遺民來，閹黨出身的馮銓更懂得：“民為貴，社稷次之”的古訓。新皇帝是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所以也尤其倚重漢官。馮銓在不厭其煩的教授中原禮儀的同時，竟說服滿人把沿襲了幾百年的“匠戶”制度也取消了。這一壯舉，由剛從奴隸制社會問鼎中原的滿人來實施，不能不說是對漢民族的絕大諷刺。沒想到：新辮帽還未戴穩，新的黨爭又起了。

以陳名夏、龔鼎孳為首的南方集團的代表們是一日無爭便心裡不舒服的。他們搶先向新主人告狀說馮銓是前朝閹黨餘孽reads；。馮銓只能也揭發龔亦曾降闖賊。龔鼎孳是能說會道慣了的，此時竟胡說八道起來，辯解說：魏徵還投降過李世民呢！最後，受處分的當然是東林黨餘孽。而馮銓最讓新主子滿意的是：馮銓對任何人與事，似乎都是一心一意、誠懇誠摯的。

皇帝曾問這個大漢‘奸’：你是如何解釋一臣不事二主的？馮答：一心可以事二主而二心不可以事一主。真是千古名句！

終於，馮銓開始施展他的真正抱負了：他開始為新王朝開科取士！“文行兼優”是馮銓的擇才標準（其實是行重於文）。亦是清王朝初期的用人準則。一開始，蜂擁而來的當然是江南小才子們：聖朝頒典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哪裡還有什麼愛國者的影子？家人整理新辮帽，‘胸’中打點舊文章。哪裡想到，舊文章在馮老師那裡碰了壁。三百多位榜上有名者，北方人竟佔了三百。

正是這重行不重文的用人準則，為後來的康熙聖朝，儲備了大量可用之才。開罪了才子們，還能有好日子過？終其一生，他都是在被參劾中度過的。而只有滿人的皇帝心知肚明誰是做實事的。所以，他不斷的被參卻不斷地升官。臨死時，他的頭銜有：弘文院大學士、中和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傅。

康熙十一（1672）年，八十高齡的馮銓去世。隨著他的離開，南人重新把持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