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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當炎黃二帝率領部族進入中原，當時的形勢是這樣的：第一，炎黃部族本身帶有兇猛強悍的狼性格和狼性血液；第二，中原和西北大地當時還擁有大片牧地，那裡猛狼成群。因此，當時的華夏仍然存有狼性血液的強大造血功能；第三，大量農田的開發，使農耕環境的羊性血液的造血功能開始發揮作用；第四，儒家孔學還未出世。後來出現的儒家是集農耕意識大成的大家，它對華夏民族的性格形成將產生巨大影響。需要說明的是，早期的儒家產生於當時華夏半牧半農的土壤中，因此雖然儒家充滿三綱五常、保守順從的農耕意識，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中還含有剛毅強悍的遊牧遺風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後來宋明時期的純農耕儒家有重大差別。

因此，在最初階段，炎黃先民的狼性血液還沒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農耕生活所稀釋；兇猛桀驁的狼性性格和遊牧精神，也不可能輕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農耕環境所軟化。

炎黃部族開始半牧半農。這樣，他們既有兇猛的戰鬥性格和卓越的軍事才能，以保家衛國；又有相對安定的勞動生產條件，以生產供應充足的生活資料。因而這個新民族產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黃先民從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長，國土劇烈擴張，從黃河流域一直擴充套件到長江流域。大禹陵至今還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漸擴大的農耕生活，慢慢消蝕遊牧民族遺留下來的狼性性格，並慢慢破壞已經逐漸縮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時期，西部的周族開始崛起，當時周族已開始農耕，但是，由於周國地處西部，國內居民大多是戎狄遊牧民族。周古公曾費大力氣改革戎狄舊俗，建立新的封建生產關係。一般說來，遊牧民族尚武善戰；農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國內部存在的農耕與遊牧雜居融合的民族現象，就使得周國在民族性格上具有農耕與遊牧半羊半狼的雜交優勢。還有，周國經常遭到境外戎狄遊牧民族的侵略，被迫與之交戰，從而也得到了性格和軍事上實戰鍛鍊。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較全面，狼羊結合，半野蠻半文明，文韜武略，智勇雙全，具有比中原農耕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強悍進取的狼性格，還具有較高的禮儀文明，敦厚待民愛民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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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而“戎車”和“虎賁”都標明瞭周國軍隊的遊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與商紂王七十萬大軍決戰之前指天“大誓”，號召全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而“豺”就是狼。周國兇猛的虎狼之師，以少勝多，取得大勝，滅掉商朝，建立起對中華文明影響極大的西周王朝。

周國在與戎狄民族雜居交融的時候受到了遊牧民族天崇拜和圖騰崇拜的深刻影響，後來周國又將這一影響帶進華夏，並繼續把天崇拜作為華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稱為周天子。

周國和周朝的這種半羊半狼的雜交優勢，使周國和西周不僅接受了一次遊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輸血，而且實際上還對整個華夏民族，重新輸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來被農耕羊血稍稍沖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復到原有的濃度比例。這次輸血產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這些對華夏民族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偉大人物。那時候華夏族的聖賢，都具有剛強的遊牧精神：性格強悍，胸襟開闊，目光遠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就產生於這個時代，也是對當時民族性格的準確寫照。而這種民族精神中充滿了中華遊牧精神。

農耕所必然產生的不思進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滅的內因，自強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順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張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輝燦爛，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陳陣背靠車輪，伸開腿，繼續說：中華民族以後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國特色的路線發展下去的。農耕必定軟化農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遊牧必定強化遊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延續必須依靠遊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斷輸血。這就是幾千年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規律，而這個規律涉及到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即民族性格問題。

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證明，歷史絕對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有其內在的客觀發展規律的。可是中華文明興衰發展的特殊規律直到現在還隱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積”裡。如果不從“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來研究分析這些“堆積”，那麼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