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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之際，群雄逐鹿，儒家亦努力抓住這個機會，史書中便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的記載。在那樣一個年代，儒者們都明白，孔孟的理想主義是不可能適應這個建立新王朝的殘酷過程的，所以我們從輔佐劉邦的酈食其、叔孫通等儒生身上，根本沒有看到儒家應有的只言仁義不言功利的性格，後來叔孫通為漢高祖制禮制，其實是把法家“尊君卑臣”的思想移植到了儒學之內。叔孫通由此拜太常、太子太傅，得以光明正大地傳授儒學，其後的陸賈、賈誼等人的出現，使得儒學不斷地為西漢的上層統治者所接受，而在民間亦得到廣泛傳播，對整個社會開始產生影響，及至武帝繼位，尊儒實際已是呼之欲出。

其後，董仲舒在呈獻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中，針對當時諸侯分裂及匈奴擾邊提出了大一統政策，得到了武帝的賞識，竇太皇太后去世後，儒學便開始隱有官學之勢。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劉徹下詔封布衣出身的公孫弘為丞相、平津侯。同年六月，公孫弘與太常、博士一起上書，提出興學、為博士官置子弟，復其身和以學業狀況任官的一整套建議。此一上書得到了劉徹認可，為廣大儒生入仕開啟了一個終南捷徑，也使儒學從此得以一躍而登上了整個王朝統治思想的寶座，而漢初的布衣將相之局遂成歷史陳跡，一批又一批的儒生開始躋身廟堂，公卿、大夫、士、吏多彬彬文學之士。而整個西漢的統治思想亦基本完成了由黃老之學到儒學的轉變，實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夙願。

陳嬌默默地看著這一切的變化，有一種置身於大歷史之中的神聖感。與後世的腐儒不同，西漢的儒者們是充滿朝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致力於將孔孟所描述的聖王之治再現於世，同時又因自身的多災多難，在面對現實時，多了一份靈活、機變。如果說，在最初陳嬌或者還會想著去阻止獨尊儒家，但是在這個時代待了這麼久，又經過李希的不斷教育，她已經明白儒家的獨尊，不是任何一個人物一手推動的，而是整個歷史潮流的變化和儒家自身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