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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勳也不願意跟磪季珪共事——那麼可供選擇的餘地就並不太多啦。是勳主要行文崔、劉，討要了十幾名下級官吏來做文書保管、文字編排等雜務，真正參與律令編定的，則是門下分管的那些文學侍從之臣。

漢代的侍臣班底是非常龐大的，是勳本人就曾經做過侍郎，並沒有實際職權，不過備皇帝顧問，並且貢獻詩文以粉飾太平而已。魏朝因為外朝官僚班子的擴大，很多人才都從內廷流向外朝，侍臣數量也因此大為減少，品級有所下降——如賈詡、劉曄之類重臣元老雖然也無實際統屬，也備皇帝顧問，卻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侍臣。

是勳調了六、七名侍臣過來。其中就包括了老朋友王粲王仲宣。此外。他還請求讓劉曄擔任編纂小組的第一副組長。第二小組長則以朝命請徵正在陳留老家等死的毛玠毛孝先。

毛玠原亦為曹魏的開國功臣，但後來遭到曹操的厭惡——據說為丁儀進讒所致——竟被免官。是勳覺得此人頗為可惜，再加上毛玠耿介忠直，有治國幹才，故此特意說動了曹髦，加毛玠資政大夫的榮譽頭銜，請他出山相助。

是勳制律，主要指導原則有三：一。《漢律》除《秦律》之煩冗，但難免有刪錯的章節，再加上時代在進步、情況在變化，歷代被迫新增了很多“令”、“科”，也就是臨時規條進去，體例因此混亂、體系因此鬆散；今制《魏律》，就是要加以重新整理、分類，使其規範化，並且因應實際情況的變化，增添很多新的條文——比方說近年來商業活動日益繁盛。為此制定了相對細密、明確的商法諸條。

二，是勳認為法律若不細密。就會有漏洞，有刁民會鑽空子，可是制定法律又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故此編定新法的時候，言辭力求簡潔而準確，同時保留隨時可以擴充的介面。同時法律條文若過於嚴密，又易墮入《秦法》之故轍，故此明確區分公訴和自訴，對於自訴型別的案件，本著“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放給民間以更大的自主權。

終究宗族勢力之龐大是迴避不了的現實問題，是勳要真想把地方宗族之權都收歸官方的話，會給自己和政府都造就很多潛在的反對者，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兒，他可不會去做——就算要做，也必須和風細雨、潤物無聲地一步步來。

三，本著儒家“仁”的原則，大幅度縮減連坐的範圍，減輕其刑罰——要徹底廢除連坐，就目前政治環境來說，應該還做不到。同時刪掉了很多不人道的肉刑，以及侮辱性刑罰——比方說廢除宮刑。最終將刑罰確定為死、耐、作、流、贖、罰金六種。

耐刑比舊有的髡刑為輕——廢除了髡刑——也就是剔去犯人的鬍鬚，但保留頭髮。是勳雖然挺喜歡自己目前長鬚飄飄的形象，但終究基於來自未來的魂魄，對於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留鬍子，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其實有沒有頭髮也無所謂，但終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譭棄”的傳統觀念仍然很牢固——其實這裡說的“發”是指毛髮而非頭髮，也包括了鬍子——士大夫皆以受髡為僅次於被宮的奇恥大辱，是勳廢掉髡刑，是可以得到眾人禮讚的，同時保留耐刑，也不會對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觀念衝擊。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贖刑是指用財物來抵償一定的罪過（與按律罰金不同），小組成員有人提出了“雜抵”，即官僚、貴族可以用奪爵、除名、免官等方式來抵罪而不受刑罰，是勳將之歸入贖刑，並且規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歷史上的雜抵和贖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償，等於使貴族、官僚、豪門犯罪享有減免刑罰的法定特權，對此是勳是堅決反對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贖，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個王爵出來也照樣不可免受。

當然啦，終究是封建社會，真要是天子一紙赦令，對於貴族、官僚們來說，再大的罪過也可消化於無形，碰到這種情況是勳也禁止不了。

基於是勳當日在朝堂上請求制定《魏律》之時對曹髦所說過的話，小組有成員提出正式把儒家禮儀作為制律和執法的指導原則，甚至把“春秋決獄”精神寫進《魏律》裡去。是勳舌戰群儒，再加小組長的強力壓制，好不容易才把這股歪風給煞下去了。

是勳說了：“法以攝眾，不可苟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義，知之者眾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誰能實得儒禮之精要而施之於法耶？”至於他當年就搞過“春秋決獄”那一套，當然自動無視啦——“若執法之官無董子之識，而擅為董子之事，則有法亦如無法，吾等尚制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