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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和河北保定府一帶，確確實實小規模的出現一些疫情，但是據太醫局的回覆，這些地方的疫情並不屬於鼠疫，而是屬於一般性的時疫。

由於官府的重視，這種疫情發現很早，太醫局又有提前準備，一經發現便立即調集大量藥物進入疫區，並且按照肖天健的旨意，派兵對疫區進行封鎖，並且對於死亡人員的屍體進行火化深埋處理，同時在疫區派發預防藥物，設立施藥處進行施藥，免費治療感染時疫之人，另外還對於疫區進行消灑，所以這種小規模的時疫，並未大規模的擴散，很快便被撲滅。

進入冬季之後，歷史上可能發生的那場大規模的鼠疫，並未在北方出現，這也讓肖天健徹底放心了下來，再也不用為這件事擔憂了。

再者由於大中朝早已定下要定都北京城的事情，在這件事最早議定之後，一些嗅覺敏銳的商人便開始提前在北方佈局，本來北京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現在大中朝又要定都北京，肯定今後北方會再次繁榮起來，所以一些商人便有意識的提前到北方置辦產業，雖然大中朝推出舉措，限制土地的兼併，但是卻鼓勵商人到北方投資興辦各種實業產業，同時也推出各種措施，鼓勵南方朝北方乃至是陝西移民，填充這些年來北方天災**所造成的人口劇減的土地。

所以這一兩年來，南方的商賈和移民，在這些政策的鼓勵下，紛紛朝著北方移民，大中朝朝廷也不斷推出各種措施，引導北方農業結構的改變，一是大力推廣農業部門新選育出來的優質種子，另外大面積擴繁種植產量高而且耐旱的作物，比如玉米紅薯之類的品種，同時也透過南方，引種了馬鈴薯也就是土豆，開始在北方擴繁，以此來改善北方種植結構，提高北方農田土地的但產量。

而且肖天健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提高中國人飲食營養，大力鼓勵發展畜牧業特別是家庭的雞鴨鵝以及豬牛羊的養殖，田間地頭的空地也鼓勵人儘可能的利用起來，種植上蔬菜以及高產的南瓜等農作物，以此來引導農民能更好的滿足他們的需求。

對於賦稅方面，其實大中朝也並沒有降低加在百姓頭上的賦稅，甚至於比起明朝的賦稅徵收額度還要高一些，但是大明之所以老百姓負擔不起朝廷的賦稅，原因並不是賦稅太高，而是下級的官吏以及胥吏們在徵收賦稅的時候，所增加的各種加派以及規費還有許多巧立名目的東西，這才是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事情。

這些錢收上來之後，並未進入到國庫抑或是地方府庫之中，而是讓各層的官以及胥吏們給收入到了他們的私囊之中，在大明朝形成了惡性迴圈，大家都按照這些潛規則辦事，老百姓的負擔日益加重，這才導致了最終大明朝財政的崩壞以及民間造反浪潮。

但是大中朝建立之後，便針對這些弊政，接連出**各種措施，先是提高官員的收入，也就是他提出的高薪養廉政策，大中朝官員的薪俸超出明朝官員薪俸了數倍還多，每年還拿出一筆錢，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考核成績優良的官員，還可以拿到一筆頗為不菲的獎勵。

另外進而將胥吏的薪俸也改由國家負擔起來，也給其比較高的薪俸，雖然這麼做明裡增加了相當多的財政負擔，但是卻將一大塊灰色收入納入到了國家管理體系之中。

將之前官吏聯手暗地裡做的一些事情，歸入到了明面正規途徑之中辦理，解決下層胥吏生計的問題，使之可以用薪俸養活家用。

另外推行改良版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政策，重新清理丈量土地，定製新的稅額，避免那些地主透過各種手段隱匿田地，規避田賦，儘可能做到公平，誰的地多，誰交稅就高，地越多交稅額度也越高，有力的抑制了地主對於土地兼併的熱情。

在搭建起這些制度之後，嚴令各地取消像之前舊明時代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加派以及規費之類的東西，又接著出重拳整治前朝胥吏，各地對於前朝的胥吏，都進行了清算，殺了一大批前朝各地身負惡名的胥吏，大塊了人心，穩定了地方，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手段，取消了加派到老百姓頭上的各種負擔。

另外肖天健著令各地官府將財政收入交到中華銀行進行代管，以中華銀行代理管裡地方財政戶頭，使得地方官員不經手錢物，自然也就沒法再收什麼火耗之類的東西，掐斷官員撈錢的一些途徑，總之大中朝推行這些制度，大幅度的減免掉了之前大明百姓身上的負擔，使得老百姓在種田交稅之後，可以留下足夠他們生存的糧食，手頭上今後會有所結餘，老百姓要求其實就這麼低，吃飽肚子能活下去，手中多少有點小零花錢，能穿上遮體禦寒的衣服，想要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