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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這麼個東西，當然是高度機密的，就算能搞出一點東西出來，也很難有這麼多。如果你還搞出一個毫無漏洞的出來，那不是編造的才怪。”摩根說。

這東西當然是編造的，但編出這樣東西來，史高治真的覺得不能怪他，因為他的這個東西，完全是從另一個時空的歷史上山寨過來的。

是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一本反猶太主題的書。它的來歷據說是這樣的：

有一天，俄國警察在一場大雷雨後，發現了一個被雷擊死亡的倒黴蛋，然後在他的身上就找到了這本檔案，並將它交給了政府，然後就被刊印出來了。接著就成了俄國人反猶運動的助燃劑。

後世的學者們一般相信這些文字是俄羅斯帝國秘密警察組織奧克瑞那在1890年代末或1900年代初虛構出來的。對於這本“議定書”早期最著名的駁斥理論之一是倫敦泰晤士報所發行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這本“議定書”很多內容皆剽竊自更早發行、且沒有反猶太橋段的一本政治諷刺文學。自這本書在1903年開始印刷起，那些早期的發行者們對於他們是如何拿到那個傳說中原稿的副本就只能提供不清不楚且經常自相矛盾的解釋。

這本“議定書”被廣泛認為是現代陰謀文學的開端，此書使用的描述形式是一本對“賢士們”新進成員的指導手冊，講解他們是如何經由控制媒體和金融來操控世界，和如何用大量宣傳取代傳統社會規則。

隨著納粹在二戰的戰敗，將這本書用來做為反猶太人宣傳工具的行為也跟著減少，但仍經常被反猶太主義者引用和再出版，並且有時候被用來做為指控所謂的猶太秘密結社的證據，特別是在中東。當然，在中國也有不少的傻瓜非常的相信這些東西。甚至還包括史高治上輩子的一位自以為懂得政治的女性朋友。這也使得史高治又機會了解這份檔案。

“那麼，一般的呆瓜們會不會相信呢？”史高治又問道。

“他們？只要我們宣傳一下，越是不合理的東西，越是荒謬的玩意兒，那些傻瓜越是相信。”摩根說。

“對呀，他們連用鏡子，大蒜，聖水什麼的就可以對付吸血鬼這樣的鬼話都相信呢。”史高治冷笑著說，“我們編出這些東西來就是為了騙那些傻瓜的。所以有一點漏洞怕什麼？再說，就算有那麼幾個聰明人看出來了，又能怎麼樣？他們還能去告訴那些傻瓜他們被人騙了？摩根先生，你會去試圖說服一個傻瓜，你被人騙了嗎？”史高治毫不在意的回答說。

“我又不是閒得無聊。”摩根說。

“就算是你閒得無聊去說也沒有用。”史高治冷笑著說，“你得知道，永遠不要試圖去說服一個傻瓜，因為你首先必須將自己的智力降低到和他一樣的水平，你說的東西他才能懂。而一旦你真的把智力降低到這樣的水平，那你自己就變成了傻逼，然後就他就會利用他更加豐富的傻逼經驗打的你潰不成軍。”

“史高治，你說的很對。”摩根點點頭說，“這個我深有感觸。每次我試圖和咪咪談點事情的時候都會這樣。當然，你不要把這話告訴咪咪了。哦，其實告訴了也沒啥，咪咪不會相信的。”

“好了，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關於現在收網的提議，大家誰贊成，誰反對？”史高治問道。

……

第二天是一個星期五，一大早，坎貝爾就來到了紐約股票交易市場，和那些站在一旁觀望的散戶不一樣，他是某家大型的信託投資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他在這個市場裡有專門的座位和辦公桌，在辦公桌上還配有當時最為先進的通訊工具——電話。

坎貝爾在自己的辦公桌後面坐了下來，就有服務員殷勤的上來給他倒上了一杯咖啡。

很快，開市時間就到了。這一天市場的表現一開始還相當的正常，股票的價格走勢依舊像以前一樣。然而到了上午十點鐘左右的時候，他的桌上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坎貝爾拿起聽筒，裡面傳來了公司老闆威廉姆斯焦急的，甚至是慌亂的聲音：

“坎貝爾，我們手上還有多少股票？立刻拋掉套現！是的，立刻！全部！別管價格，快！”

這絕不是什麼好現象，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坎貝爾同時也注意到，許多和他一樣工作的人也都拿起了電話聽筒，從他們沉重嚴肅的表情來看，一定也是接到了類似的通知。

坎貝爾趕緊在小白板上寫下出售股票的數量和價格，然而當他寫完之後一抬頭，卻看到掛在交易中心的價格板上的股票價格已經遠遠低於他標註的價格了。

“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