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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今天三大供水系統中最早的一個，將三十英里（約48公里）外郊區的河水引入市區。同時，為了清理環境汙染，防止傳染病，在這之前興建了真正的地下排水道。

至於住屋問題，曼哈頓在十九世紀中期非常嚴重，但並不獨特，是工業革命和都市化的必然結果，倫敦和巴黎也面臨著同樣問題。曼哈頓在一八四〇年代有三十多萬市民，擠在這個小島最南端不到五分之一的地區；在電梯發明之前，全在最多六層樓的一幢幢公用、商用、私用建築內起居工作。好在“一八一一年計劃”已經做了規劃，而且“紐約—哈林”鐵路也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只要視需要一步步按照地圖規劃向北擴充套件就是了。事實也正是如此，首先逃避擁擠、汙染、雜亂和不時出現的瘟疫，自然是富有人士，他們先定居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等到商業活動開始侵入的時候，他們又北移，去了五號大道。到一八四八年，市區已經延伸到三十四街一帶。而貧窮人士，尤其是新移民的情況如何？政府因一八三五年大火而進行了數次關於紐約住屋境況的調查，發現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現實：一個十二英尺（約3�6米）乘十二英尺的房間裡住著兩戶人家，男女老幼共二十人，只有兩張床，沒有隔間，也沒有桌椅。州政府因瑞伊斯（Jacob　A�Riis）等改革家的揭露和呼籲，才針對這種非人道狀況頒佈了關於這類“分租住屋”（Tenement　House）的法律，規定每幢住屋必須有窗、廁所、太平梯等等。但是，儘管如此，在十九世紀中期，紐約大概是西方世界裡生活素質最差的一個大城。

紐約，紐約（4）

從經濟和現實角度出發的“一八一一年計劃”完全沒有考慮到為紐約設計公園。直到內戰之前，市政府在民間組織多年的壓力下，才作了一個紐約都市發展方面最明智、重要的決定，選中了奧姆史戴和伏渥（Frederick　Law　Olmstead，Calvert　Vaux）兩人的設計，在曼哈頓正中央收購了一片八百四十英畝的長方形土地，於一八五七年動工，花了將近二十年才完成的一大建築傑作——中央公園（Central　Park）。

內戰對紐約的影響不很大。不錯，紐約志願軍參加了不少戰役，市區的物質發展停頓，人口甚至於下降了十萬，與南方各州的貿易也中斷；但是配備調往前線的部隊已足以使紐約的工商業至少保持了原位。然而，紐約卻因南北戰爭而發生一件醜聞。這就是一八六三年的“徵兵暴動”（Draft　Riots）。先因富家子弟可用三百美元找人代替入伍，又因新移民怪罪黑人挑起內戰而引發暴動，數萬人上街燒殺搶劫，死了至少四百人，估計高達兩千至八千多人受傷。

內戰結束之後，紐約不但人口又增加到一八七〇年的九十五萬，而且成為全國一大製造業生產中心。財富來源已不光是靠十九世紀初發展成熟的內陸、沿海和國際貿易。現在的紐約由於有了工業基礎，使它的經濟實力更為雄厚。這個時代精神有一個最佳的具體表現：一座偉大的建築物，現代摩天大樓之父、跨越東河的布魯克林大橋。

決定紐約早期發展的大自然，到此時，反而成為一個主要的障礙——環曼哈頓皆水也。沒有橋的曼哈頓，無論其財勢多麼雄厚，單靠渡船，幾乎是半殘廢的。今天，如果你只把跨越水面的交通建築稱之為橋，那麼紐約市至少有六十多座；而如果你把所有陸橋、行人橋、鐵路橋、水道橋等等任何跨距也算在內，那麼紐約市有兩千座以上。這都是從布魯克林大橋開始的。

而且就建築來說，無論內戰之前有多少座重要的里程碑（如：St�Paul’s　Chapel，一七六六；City　Hall，一八一一；Federal　Hall，一八四二；Trinity　Church，一八六四），這座由約翰·羅布林（John　A。　Roebling）設計，由其子媳華盛頓和埃米莉·羅布林（Washington　&　Emily　Roebling）建造和監工，於一八八三年落成的布魯克林大橋，以其一英里以上的跨距，人為地克服了大自然安排的東河障礙，將紐約市曼哈頓與布魯克林市連成一體。當時，所有房屋（教堂之外）都在六層以下。而首先使用鋼材繩索的布魯克林大橋卻出現了兩座高達二百八十英尺（約85米）的哥德式橋塔，實際上成為紐約的第一座現代摩天大樓；是建築工程史上一項偉大成就，而且是現代紐約的帶步人。但不幸的，首先隨著工商和物質發展而來的是政治腐敗。這就是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