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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興”去吃一碗“頭湯麵”為開端。

故事的主敘者“我”，則是讀高中時因無法忍受替竹子也跑腿買菜的“墮落生活”而毅然投奔瞭解放區、畢生追求進步的高小庭。革命勝利後，高小庭作為一名隨軍打過了長江的解放幹部接管了蘇州的一家飯店，一個“恨吃”的任何一個“愛吃”的人於是圍繞著吃喝問題展開了三十年的糾纏，最終的結局是，曾經發表過“反吃喝宣言”的高校庭終於在改革開放的大勢所趨之下領悟到“弘揚中華飲食文化”的重要，與此同時，因撥亂反正而恢復了社會地位，因改革開放而頂上了“烹飪協會會長”光環的朱自冶，卻為再也吃不到像樣的“頭湯麵”而鬱悶不已。

儘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讀者無不為朱自冶那種從來不曾存在於個人乃至集體經驗之中的精饌而震驚，不過在當時的主流話語下，《美食家》的故事始終是以“建國以來幾個歷史階段的‘左’傾危害和經驗教訓”作為政治正確性層面上的宏大敘事線索的。將近三十年之後重讀《美食家》，我仍然為陸文夫精美的文筆而折服，不過，對於朱自冶的命運卻有了一種“重新認識”，我覺得一個美食家的悲劇也許並不完全是時代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人的悲劇，換句話說，即使“朱鴻興”出品的那一晚姣朱自冶魂牽夢縈的“頭湯麵”在前三十年中免受了極“左”路線之害，後來的工業化、快餐化和全球化照樣會把朱自冶擊敗，即使工業化和全球化未能擊敗朱自冶們，一切的“美食家”最終還是會敗在衰敗的胃口、脫落的牙齒以及枯萎的味蕾之下，一個人只能做自己的美食家，並且也只能讓自己把自己打敗。

我個人之所以極度討厭“美食家”這個詞及其所指的那些人，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這就是所謂的美食家大都是一些百般挑剔之人。

就絕大部分的術業而言，挑剔無疑是精益求精的代名詞，同時也更是美食家之所以成為美食家的一個重要行為指標。當然，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對於食品的挑剔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無可厚非，而一個美食家的挑剔，往往只是為了再一次驗證自己的“專業對口”而已。此外，美食家和像我這樣的“美食作家”也不是一路人，前者是真吃，後者是佯吃。在這個意義上，“美食作家”其實更接近於“美女作家”，當然這兩“美”之間也不盡相同，雖然都是身體寫作，但是依然存在著上半截和下半截的原則性分別。

我想說的是，在眾多的消費品中，食物其實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東西，畢竟這是一種天賜之物，只要是吃不死人，在餐桌前我寧願禱告也不想挑釁。至於那些美食家們，挑剔了一輩子，最後不還是紛紛以“大味必淡”來自欺欺人嗎？靠，這真是史上最大的一宗扯淡，真真淡出個鳥來。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段子，轉貼之前，謹容我作此簡短宣告：別人我管不了，今後誰再稱我為美食家，我就會丟擲這個段子自衛，不管你是男是女：

一美食家上飯店去吃烤鴨。鴨至，廚師未及片斬，美食家止之，略觀其色，湊近鴨屁股狂嗅一番，即召來經理質問：“此乃北京填鴨乎？”

經理答：“是”。

美食家怒不可遏：“非也，此乃江蘇麻鴨是也！”

心中有鬼，經理唯唯，少頃，乃為美食家換上新鴨一具。美食家略觀其色，湊近鴨屁股狂嗅，復又召來經理質問：“勿欺我，此乃廣東之番鴨！”

經理大駭，終於以正宗北京填鴨饗客，美食家再度觀色嗅味，方才滿意大嚼。此刻，有店小二一名趨前怯生生地求教道：“客官，小的自幼父母雙亡，流落街頭，向不知自家籍貫，客官神通廣大，可否略加指點則個。”

冰室

我國的冰上運動雖然長期不濟，但嘴上的吃冰運動卻一直是如火如荼的。在“31種”及“哈根達斯”進入中國之前的一個世紀，廣州就有了中國人自己的雪糕專賣店，粵語稱“冰室”。

不過廣州的冰室現在也所餘無幾了，除了西關的老字號“美都冰室”，生意興隆的還有一家“陽光冰室”——不好意思的是，廣州人雖然首創了“雪糕”這個浪漫的詞，不過吃起來卻一點都不浪漫，論情趣，甚至還不如北方街頭叫賣的冰糖葫蘆——雪糕如今並不是“陽光冰室”的主業，它是以賣“開煲狗肉”著稱。雪糕店賣狗肉，其實是廣州冰室業的一種特殊傳統。過去，由於冬天無人前往“吃冰”，故冰室一到秋冬就改賣狗肉——就算是夏天，現在大概也不大會有人相約到“陽光冰室”去吃冰了吧。

我剛到廣州的時候，一直把“冰室”附會於廣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