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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曲格個教授參加了代表團籌備組和環發會議的全過程，代表團由國家計劃、外交、冶金、輕工、衛生、核工業、石油化工、農業等部門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組成，為政治鬥爭而去，浩浩蕩蕩，殺奔斯德哥爾摩。

到了斯德哥爾摩，面對那些金髮碧眼黑皮鬈毛的大大小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代表團一行人，一方面，處處覺得資本主義新鮮希罕，卻不敢表露，另一方面，滿臉悉數是階級鬥爭為綱的警惕性，渾身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鐵蒺藜，大事小事都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子度量一番，越想越覺得身處資本主義國家，真個是兇險莫測，簡直處處均是陷阱，事事悉是陰謀，人人都不懷好意。

如此這般地完成任務，勝利歸來時，總算鬆了一口氣，懷著總算沒有出事的欣慰和後怕，在上報的會議總結中，歷數的全是在會議上的政治鬥爭，而對那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和討論的重點——環境和發展，卻隻字不提。

儘管如此，那次會議仍然給中國代表團上了生動的一課，使代表團的成員們和曲格平教授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環保的重要性，用曲格平教授的話說，像是找到一面鏡子，透過對照分析，猛然看到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城市和江河的汙染並不亞於西方國家，而自然生態的破壞程度卻遠在西方國家之上。

在一次代表團少數人參加的會議上，曲格平教授的這種認識得到了共鳴，而且透過各種渠道把這種認識和覺醒迅速傳播開去，使周恩來、李先念、餘秋裡等領導人也都瞭解到了這種情況，並且引起了重視。這樣做的結果是為1973年召開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思想基礎。

這一段時間裡，在中國連續發生了幾起大的汙染事件，大連海灣因陸源汙染使六處灘塗養殖場關閉，渤海灣、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類似的情形。與此同時衛生部也報告說，我國的許多食品飲料因濫用化學新增劑造成嚴重危害，官廳水庫遭汙染，威脅到北京飲水安全。

為此，周恩來總理發出指示進行調查。曲格平教授也參與了調查，並鑑於環境汙染事件的不斷髮生，建議召開一次專門會議研究防治辦法。

這樣一來，又為中國第一屆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1973年8月5日，以國務院的名義召開了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各省、市、自治區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工廠代表、科學界人士的代表共300餘人出席了會議。由於會前充分做了思想工作，鼓勵他們大膽暴露問題，所以大會比較充分地揭露了中國在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方面的嚴重問題。

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海河、遼河等主要江河大面積的水質惡化，魚產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絕跡，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汙染，大連、天津、青島、上海等海灣汙染也很嚴重；大中城市煙霧瀰漫，疾病增加，農作物大面積受害；工業汙染、農藥汙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動植物遭破壞也比較突出。

會議列舉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使與會者大為震驚，會議越開越深人，越開越熱烈，以至周恩來總理覺得有必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有黨、政、軍、民、學各界代表出席的萬人大會，把環境保護一舉推向社會。

曲格平教授在大會期間負責印發簡報，共印發了16期簡報，在徵得領導同意後又加印了6期簡報增刊和6期“環境保護情況反映”，送中央領導傳閱，並提議將六期“增刊”和6期“情況”印發中央各部門領導和各省、市、自治區領導。

國務院領導同意了這一請求，由國家計委向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和國務院各部門轉發了這12期簡報，雖然印有請注意保密字樣，但是實際上卻把全國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情況通報了全國。

曲格平教授對此感慨很多，認為在“文革”期間竟然能召開環境會議，並允許揭露“社會主義陰暗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全靠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援。

當時“四人幫”正忙於搶班奪權，未出面進行反對和阻撓，他們對環境保護持有的是不屑一顧的態度。

大會結束後各地方也仿照國家的做法，廣為宣傳，相繼召開會議，建立工作機構，開展環境治理，在全國建國以來第一次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治理環境保護環境的熱潮。鮮為人知的中國環境保護事業，便是這樣開展起來的。

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在“文革”的一片混亂和喧囂之中就這樣艱難地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