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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瞄準吳淞口灰暗天際裡幾隻倒黴的海鷗。但真正的戰鬥是恐懼與恐懼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佔上風？與它相比，暗殺行動不過像是一場淘氣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個受害者：加快腳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槍扣緊扳機，看著他緩緩倒地。就像他當年剛參加工人運動，從廁所斜刺裡穿過院子，把一蒲包糞便砸在那傢伙頭上，前一秒鐘那個幫會工頭還得意洋洋，轉轉手裡的核桃就把遊行罷工的隊伍攔在廠門口，後一秒鐘就屎尿灌頂，顏面盡失，再也抬不起頭來，再也沒人對他害怕，整個有關他心狠手辣的傳奇，一包糞便就輕輕打消。

從本質上來看，暗殺也好，他正在策劃的更大規模的行動也罷，作用大抵相當於那包屎尿。它讓陳舊的權威和陳舊的恐懼感煙消雲散，同時建立一個新的傳奇，新的權勢。在亞塞拜然的勞改營裡，他整天想著過去的事。想來想去，他覺得這件小事的意義不同尋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證明：摧毀一種權勢和建立一種權勢都是簡單的事，只要你給出足以讓人害怕的證據。等他穿越逃出那個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國，他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雲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寧海東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寧路。

十九

民國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時十八分

她差點撞到黃包車上。她回過神來。冷小曼不知道為什麼會把打電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今天上午，她本來都已站在電話亭裡。要不是那傢伙——

直到太陽快落山她才想起打電話。

按照顧福廣在電話裡給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橋路的蠟燭店。剛上樓梯，老顧劈頭就問：“為什麼不打電話？”

她能說什麼呢？說自己太緊張，說她想不到在這樣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裡，竟然會無巧不巧遇見這個人。這個——攝影記者。她有很多事都無法解釋，雖然她不得不抓緊時間，把最新獲悉的重要情報彙報給組織。

她怎麼解釋得清楚呢？她本來應該立即打電話，告訴老顧上午在貝勒路發生的危險情況。她又怎能解釋清她竟然會在法國公園的水榭裡等候他幾個小時（像是個焦慮的情人），隨後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館。這個攝影記者，他在船上想給她拍照片，他對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記憶，他好奇心重，他故作瀟灑的可笑做派，她對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這些事情怎麼能一句兩句說清楚。

對她內心裡那種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說什麼？連續多日獨自一人守在那間過街樓上，她漸漸產生某種類似置身於午後陽光下的感覺，鬆弛，懶洋洋。以為沒人知道她的存在，沒人曉得她參與那件刺殺案，好像透過某種天曉得的合謀，她已被大家拋棄，既被同志，也被敵人。

她對自己說得過去的解釋是，她應該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飯，去調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誰，到底想幹什麼。出於某種奇怪的心理，她沒有把船上的事告訴老顧，只是把他說成一個故人，一個以前就認識的攝影記者。一個——有同情心、正直、願意幫助她的人。

問題在於，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報。這個人，這個自稱名叫薛維世的人，他聲稱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關係密切的朋友。他特地來警告她，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內線訊息，巡捕房懷疑那裡的某幢房屋藏有激進地下活動分子。一旦查清具體地址，搜捕就會展開。幾天前，這訊息是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他那家報紙的，讓他好捷足先登，率先報道。今天早上，他跟隨巡捕房的大隊人馬跑到貝勒路，一眼就認出她來，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機會。在康悌路口抄靶子，顯然是巡捕房的某項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這個成語。

“為什麼他要把情報透露給你？”

“巡捕房的搜捕物件中有一個女人。他一看到我就猜出一大半。他認識我，從報紙上，他猜到我跟金利原始碼頭的行動有關。”

“你承認啦？”

“他不相信我會殺人——不相信我會真的牽扯到暗殺反動軍官這類事情裡去。”奇怪的是，她覺得這話多多少少符合真相。她稍作編造，是想讓事情變得簡單一些，但卻發現這可能更困難。她對自己多少有些詫異，為什麼不告訴老顧她在船上與他遭遇的事實呢？海上邂逅這種說法是不是太離奇？太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