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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可能它從未被歸到上述卷宗內（考慮到殖民地法國官員的工作態度和作風）。這是一份由英國情報部門轉到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報告，內容涉及大連日本租界水上警察對活躍在中國海域的一群歐洲海盜的一次搜捕。我們確實在檔案內隱約看到Therese的字樣，而Hugo　Irxmayer的字樣在一個括號內，括號上畫出一個箭頭，指向用黑色墨水寫在頁邊的巨大問號。

三、事實上，除那張照片外，在相關檔案內找不到任何與薛維世先生有關的檔案。以他在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地位，確實有能力清除所有涉及自己的與不法行為相關的檔案。但最後，我們在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情報系統退役特工人員於八十年代後以回憶錄為名發表的文章內找到線索（這些文章想必曾受到臺灣有關當局的嚴格審查刪改，其未被允許公開發表的部分至今仍儲存在某個檔案庫內）。根據這些線索，我們翻閱到“孤島”時期駐滬日本侵略軍特高課檔案。在光復後上海盧家灣公安分局的其它檔案內，看到一份法語手寫的證明信，仔細辨認信件底部花哨的字型，正是大家所熟悉的薩爾禮少校。信件內甚至提到薛維世先生與那名白俄女軍火商的接觸，聲稱薛的所有活動都是在他本人授意下進行的。我們還在法租界警務處工資登記冊內查到薛維世先生不斷得到提升的職位和收入，他受到的各類獎勵和表彰（甚至包括由率艦隊視察上海的法國海軍上將對其授勳的一項記錄），我們在許許多多的搜查記錄和報告內看到他的簽字。

四、在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的上海中外文報紙上，能夠查閱到很多與顧福廣的暗殺團有關的訊息，雖然語焉不詳，有些純屬記者閉門造車胡編亂造，但所有報道的指向仍很明確，顯示在那個時間段，顧與他的暗殺團體，確實在上海租界居民的內心造成極大震撼。查閱現已解密的英法外交部官方通訊檔案彙編文獻，在相關時間段內，有幾條涉及“上海自由市”和“租界頻繁發生的暗殺”問題的來往信件，信件是由駐滬英法總領事（由駐北京的外交代辦處首長附籤或轉呈）對倫敦和巴黎的外交部發出的述職報告。相關文字常常只是出現在主要報告的附錄便條內，反映出外交界人士在處理敏感問題時的喜好和習慣做法。

五、關於殖民地歐洲人那種老式的謀略（三十年代歐洲列強的綏靖政策是這一傳統策略符合邏輯的延續）：以上海為例，我們觀察到國民政府的“大上海發展計劃”，其地理位置的中心恰好處於這座城市的東北區域。這與兩租界的外國地產商以越界築路方式向上海的西部、南部發展形成衝突。事實上，“一·二八事變”後，上海東北部正在進行中的、由國民政府“大上海計劃”主導的城市基礎建設幾乎毀於一旦。而就在戰後不久，西區越界築路呈現越來越興旺的趨勢，大量資金湧入，建造新式的道路、住宅、商業建築、大型娛樂設施，高階休養院。當然，沒有任何現存的檔案文獻可以證明我們對於這些現象的推測。

六、有關顧福廣、林培文、冷小曼等人的事蹟，只能找到零星的片言隻語，想必這些至今仍屬不可公開的保密檔案。如果作者在這裡俏皮地說道，這做法其實倒是給小說虛構一塊很大的空間，讀者不會怪罪他吧？

⑴加黑字型為直接引用原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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