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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紙《求賢令》，就引來了一個奇人。

這個人改變了秦國的命運。

而改變了命運之後的秦國，又改變了整個華夏族群的命運。

在4000年有文字描述的中國歷史上，有兩篇雄文，兩次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民族的命運。一篇就是兩千多年前秦孝公的這篇《求賢令》，另外一篇，是近代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

可以說，一紙《求賢令》勝過雄兵百萬！

一個君主為了國家的富強而渴求人才，做出了“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的慷慨許諾，這已遠遠超越了古代專制者的侷限。

更易陳規，盪滌汙濁，以青年之朝氣，沖決舊式之樊籠，這已經完全擺脫了最高既得利益者的侷限。

《求賢令》激起的是民族史上最深刻的一場政治海嘯。

第十章千古豪邁是商君（1）

接下來的事，就是商鞅負責起草所有的新法令。這些法令涵蓋之廣、力度之強，遠超過山東諸國的變法。

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秦國的經濟、法律制度和民眾價值觀，使秦國在國號未變、政治框架未變的前提下，完成了脫胎換骨，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基座，不再是子承父業的老世族，而是廣大的地主、自耕農及城市平民。

商鞅變法的實施，也使青年君主嬴渠梁從一位奴隸主階級的總代表，蛻變成了一位地主階級的總代表。

本已走向沒落的奴隸制秦國，後來居上，一躍而為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新興地主國家。

更多的草根者，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來掌控自己的命運了；因為無數上升的管道已經打通。

這就是變法之後生產力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根本動因。

商鞅變法，是中國自有階級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

儘管司馬遷對商鞅的人品頗有非議，但他在描述商鞅變法的時候，也掩蓋不住歷史本身就富有的激情。

在新的法令起草完畢後，為樹立新法權威，商鞅搞了一次聳人聽聞的“市場推廣”，效果極富戲劇性。

在司馬遷的筆下，這個故事只有寥寥數語：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記·商君列傳》人情世態，呼之欲出。我們不得不歎服古漢語之精煉！

商鞅搞的這套“南門徙木”的把戲，據說是有所本的。早在商鞅之前，魏國的改革家吳起就幹過一次。吳起在鎮守原秦河西之地時，為取信於民，就在郡城南門外豎起一木，說誰能扳倒它，誰就能得官做。一個“二愣子”一把推倒大木，於是就得了個“長大夫”的官職（見《呂氏春秋·慎小》）。

長大夫，上大夫也，為大夫爵位中最高的一級。這次苦力，出得真是值啊！

如此，商鞅把變法的輿論造足後，就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變法。

在這裡，我們要先破除一個思維定勢，那就是：革命不等於群眾運動，群眾運動也不等於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透過行政執法的力量，徹底改造這個國家的既存制度與道德。

據考證，商鞅變法是從秦孝公六年開始的，前面的6年未動，是為醞釀期。變法共進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藍本就是李悝的《法經》。李悝的《法經》有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國法典之大成而編定的。商鞅據此細化、擴充套件，改稱《律經》。

“律”這一概念，是從秦始，實際上就是“禮”的意思。

商鞅變法是偉大的，但究竟偉大在哪裡？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國的痛點？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如若不是順應了潮流，也是萬萬不能見效的。

自戰國形成“七雄”並存以來，有些知識分子已看到了未來“天下定於一”的趨勢，某些君主也做過這個夢，可是列國的實力不分上下，爭鬥的結果可能是長期遷延下去，最後誰也吞不了誰。那樣的話，中原就可能是七個國家並存，征戰連年不息。

可是農耕經濟對大水利的要求、對息戰（和平發展）的要求，是歷史最深層的驅動力，它驅使其中必有一國，要在國力和軍事能力上高出別國一大截。

如此，這個國家才能完成“定於一”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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