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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轉頹勢的光緒皇帝主持的戊戌變法正式開始，這是清政府最後一次挽救國運的努力。短短百天內，光緒和他信重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就頒佈了數十條變法詔令，其中牽涉到編練新軍、興辦實業、鼓勵發明等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一時間中國這隻睡獅，似乎有了那麼點猛醒的樣子。國內的有識之士無不翹首企望，希望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光緒，能為中國再造一個盛世中興的氣象。

然而積重難返的滿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會的末期，已經不可能像明治維新的日本一樣輕易擺脫那太過沉重的歷史包袱。上有積威數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閉目塞聽的守舊官僚，下有民智未開的無知百姓。漫說光緒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著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華，面對著這無奈到了極點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聲長嘆罷了。更何況，他只不過是個徒有熱情，卻既無治國的實際經驗，又無可依靠的班底的空殼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緒皇帝就翻身落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變法在史書上，就被後世人取了個別名“百日維新”。一場變法強國的春夢，終究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一是讓本來已經保守到了極點的風氣更趨保守，中國的國運也向著背離世界大勢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對這個忤逆的乾兒子光緒深惡痛絕，連將他握在手中當傀儡來耍的念頭都完全斷絕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親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準備廢黜被幽禁在瀛臺的光緒另立新帝，史稱“已亥交儲”。但是讓那個慈禧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決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輿論的一致強烈反對——洋人同情較為開明的光緒皇帝，各國公使對立儲一事冷眼相對，一個去道賀的都沒有；而在國人中間，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如何，光緒畢竟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象徵著皇家的光榮和尊貴。而且他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總還是個肯做事的皇帝，這點比起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們更是難能可貴。並無失德之處而要被篡廢，不管是革新派還是一般百姓都是為之抱不平的。於是，民間對慈禧太后乃至整個滿清官僚體系的不滿，就在這一刻集中爆發了出來。

率先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的，是一位叫做經元善的老叟。

經元善，字蓮珊，號剡溪聾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熱心於洋務和公益慈善事業，對民族企業尤為支援。當時由江蘇、浙江、福建至廣東的電報線路架設工程缺錢上馬，需要吸納民間資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懷找到經元善想辦法，他當即痛快承諾，並和謝家福、鄭觀應聯合組織35萬兩白銀投入。以此功績，經元善被李鴻章任命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從此與電報有了不解之緣，擔任此職長達十八年之久，把上海電報局經營得風生水起，好不興旺。對於維新變法，經元善是舉雙手贊成，並且身體力行，積極在上海實行新政。

慈禧改儲的訊息傳來，同情光緒的經元善大為震驚。他當即向老上司盛宣懷去電，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書，諫阻此事。可是讓經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將時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懷只回了他一封9個字的簡短電報：“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

怎麼辦？是大聲疾呼，還是蠅營狗苟？雖然出身商界，但他畢竟是飽受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憂憤之下，經元善骨子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熱情被猛地激發了出來。

中國知識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闕上書之類。遠有海瑞給嘉靖的直言上疏，震驚海內；近有康有為，聯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舉人公車上書。從方式而論，這些上書皆是手書奏摺，遞送入朝，無論海瑞還是康有為，均概莫能外。

但經元善卻發古人所未發，開創了中國政治史上前所未見的手段——通電上書。

已亥交儲之時，他身在上海，無法立刻趕到京城。勸說盛宣懷未果之後，經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電報局的影響力，奔走呼號，串聯了紳商名流與新黨官員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黃炎培這樣的大人物——大家“公湊電資”，經元善以上海電報總辦的名義，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全國發出了這樣一封振聾發聵的著名電報：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這一封電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