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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岡本大八事件”為導火索。德川家康對天主教地反感變得更加強烈。不久後就下達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轄領地和有馬氏的舊領中嚴禁傳播和信奉天主教。慶長十七年八月。禁教範圍擴大到日本全國，各地教堂陸續被破壞，日本籍天主教徒紛紛遭到逮捕，被強迫改變信仰。不肯改變信仰的教徒遭到遊街、流放和處死的命運——其中一百四十八名被流放馬尼拉，包括著名地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內藤如安等人。

到了元和二年八月，二代將軍秀忠頒佈了第二次“禁教令”，對天主教徒進行殘酷迫害，很多人因為不肯改變信仰而被活活燒死，史稱　“大殉教”。元和六年，又發生了“平山常陳”事件。

平山常陳本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長，因為坐船為中國式平底船，在從馬尼拉回歸日本途中，被荷蘭船誤認為是中國船而遭到逮捕。在搜查平山船的時候，荷蘭人意外地發現了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於是如獲至寶地進獻給德川幕府。幕府經過審訊後，將平山常陳和兩名傳教士全都處以火刑，其餘十二名船員也盡皆處死。

從此宗教迫害擴大為貿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驅逐，然後是英國人，最後在寬永元年嚴禁西班牙船隻來航。日本船隻除朱印狀外，還必須得到“老中奉書”才許出海，居住在外國地日本人也一律嚴禁歸　國，歸即處死。

日本就此基本斷絕了與歐洲地貿易，唯一例外地是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設定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證絕不傳播基督教，同時荷蘭商船一到日本，商館館長立刻向幕府提交《荷蘭風說書》，報告海外情況。但即便是荷蘭人也只准在長崎的出島建造商館，而不得踏入日本內地一步，就連中國船也只准停泊在長崎港，可以說，整個日本只有長崎一地是半對外開放地，幕府透過直接統治長崎而壟斷了所有對外貿易。

後來因為大明主動提出兩國通商貿易，德川幕府迫於壓力，因此陸續開放了大阪、川崎等數個港口，荷蘭也因此而得益，荷蘭東印度公司日本分公司也因為大明與日本的貿易中飛速擴張，獲得了空前巨大的利益。

尤其是大明轉賣過去的玻璃鏡子、絲綢、茶葉等大明國內特有的物品讓荷蘭商船賺了個大滿貫，現在的歐洲流行的大明服裝、珠寶首飾、飲茶、白酒等等幾乎都是由荷蘭人在經營，所獲得利潤然更多的荷蘭人購買海船，招募水手前來神秘的東方淘金。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大明在改變著日本從天啟四年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

由於國內的氣氛和條件，大明一開始與荷蘭直接進行面對面的貿易是不可能實現的，大明也不可能跟荷蘭人主動示好，所以選擇了日本這個跳板，荷蘭人由因為幕府本身的政策幾乎壟斷了日本對歐洲的貿易，而西班牙只能幹瞪著眼不能直接進入日本與大明經行貿易，眼看著荷蘭人賺取大量的法郎、英鎊！

對於荷蘭人來說，大明一天不中斷日本作為貿易跳板，他們享受一天獨家生意，而一旦西班牙人與大明建立直接面對面的貿易關係，大明就沒有必要需要透過日本這個跳板而直接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對大明來說絕對是非常有利的，但對荷蘭人來說，他們的有事將蕩然無存，以前甚至可以惡意壓價的行為將不會存在。

不過荷蘭人也不笨，日本作為跳板的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會存在，因為西班牙人與大明的關係也並非那麼親密，在大明的眼裡，他們和自己都是南蠻，一群未開化的南蠻，而且做生意也不應該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只是荷蘭人沒有想到的是西班牙人居然有那麼大的魄力，直接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基業送給大明，以換取大明在貿易的更多的優惠，而這一點才是讓荷蘭人利益受到重創的關鍵。

荷蘭人要麼堅持自己的政策，繼續施行威逼大明妥協的政策，但這一條似乎根本不可能了，大明在東亞的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了荷蘭，如果在算上西班牙的，他們這就是在自討苦吃；剩下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學西班牙，放棄荷蘭在臺灣南部的領土利益，換取大明以同等對待西班牙的待遇對待大明。

當然，要荷蘭和西班牙中的任何一個放棄東亞的利益，那簡直就是不可能的。

而令威廉姆斯苦惱的卻是新上任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巴達維亞的總督布勞沃爾，布勞沃爾初來咋到，不熟悉情況，卻又狂妄自大，對前任總督與西班牙對臺灣利益達成的暫時同盟非常反感，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