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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aign　International），該組織指導女性民運人士如何讓公眾關注自己的事業，如何競選公職以及如何為達到目標而組成聯盟。“國際婦女運動”曾在衣索比亞訓練女性應如何有效地推行運動，使得該國國會的女性比例從8％提升至21％。

尋求更多女性政治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女性被認為在同理心及達成共識方面特別卓越，若她們擔任領袖，可能會比男性更為平和且善於調解紛爭。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多少跡象顯示，現代的女性總統或首相比男性表現得更好或更平和。事實上，女性領袖並沒有對孕產婦死亡、女孩教育或性販賣投入特別的關注。可能因為貧窮國家那些位高權重的女性，比如已故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已故的巴基斯坦總理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阿基諾（Corazon　Aquino）、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Macapagal…Arroyo）等人，幾乎都來自精英家庭，從來沒有經歷過貧窮婦女所承受的虐待。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圈約定俗成地認為，女性官員在地方層級事務方面的確影響重大，要是她們擔任市長或學校董事，往往更能注意到婦女及兒童的需求。1993年後，在印度有一個精彩的實驗，那時印度修憲規定，1/3的村長職位要保留給女性。開展實驗的村莊是隨機挑選的，因此可以比較由女性管理的村莊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統領的村莊有所不同。結果發現，村莊財政支出的優先順序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莊，安裝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龍頭，而且維護得也比較好——可能因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務上，她們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員沒發現有什麼基礎設施被忽略。當地居民的報告顯示，在女性治理的村莊，他們必須塞紅包賄賂的機率大幅降低。

儘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稱他們對女性村長較不滿意。進行研究的學者對於這點感到困惑不解：服務愈優良，不滿意的程度卻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義者不高興，連女性村民也同樣不滿。一般民眾似乎對於政府強迫他們接受女性領袖感到惴惴不安，他們厭惡女性領袖，因為平均而言她們比男性領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經驗更少。這個現象的確說明，至少在印度，女性從政者面臨一個難關：即便她們提供的服務優於男性，但一開始卻遭受更嚴厲的評判。

後續研究發現，村莊一旦曾由女性村長治理過，民眾對於女性領袖的偏見就消失了，這時村民的評判標準就沒有性別之分了。這種研究顯示，為女性保留地方領袖定額是值得的，因為此舉克服了阻礙女性候選人的最初障礙。印度式的女性官員配額似乎打破了性別屏障，讓後來的政治體制變得更為民主開放。

不管女性擔任領袖的影響如何，其廣泛的效應都不容忽略，這點我們從美國曆史當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證據。之前提過，美國在女性取得投票權之後，孕產婦死亡率才大幅降低：當女效能發出政治聲音時，她們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會被優先對待。此外，有確鑿的證據顯示，當女性獲得投票權之後，會有更多經費分配到公共衛生，尤其是兒童健康方面，因為這是女性投票者強烈關心的議題。斯坦福大學學者格蘭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經做了一項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婦女得到投票權之後，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公共衛生醫療措施。研究發現，如果某一州的婦女獲得了投票權，該州的政客會搶著分配更多經費給兒童健康護理，以便贏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睞；但在女性依然無法投票的州，這種事情沒有發生。“《普選法》頒佈的第一年內，立法投票表決的模式轉變了，地方性的公共衛生支出大約提升了35％，”米勒教授寫道，“頒佈《普選法》之後，兒童死亡率降低了8％～15％……從全國來看，這樣的降低幅度等同於每年大約避免了2萬名兒童死亡。”

同樣的情況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1920年，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賦予全國婦女投票權，一年之後國會透過了《謝潑德…唐納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該法案是用來保護孕產婦及嬰兒的，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劃時代計劃。“促使國會透過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害怕民意調查時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歷史學家這麼寫道。這段時期美國健康衛生方面的改善令人驚歎：1900～1930年間，1至4歲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當然，出現如此大改變的原因還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對婦女參政的人士經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婦女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