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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刀子通常都不乾淨，手術後也無法止血。有些女孩因此喪命，或是一輩子難逃傷口折磨，但是究竟這個比例有多高，完全沒有資料統計可以說明。因外陰切除而身亡的女孩，通常會被說成是感染瘧疾所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切除之後傷口會結成疤，使得分娩更為危險，極端的切除形式更是如此。

20世紀70年代晚期，西方人士發起了反外陰切除運動。之前大家稱該習俗為“女性割禮”，這種說法過於委婉，因此批判者代之以“外陰殘切”（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聯合國採用了這個詞，並召開多場國際會議譴責“外陰殘切”習俗。結果有15個非洲國家立法禁止外陰殘切，相關文章也撰寫了，會議也召開了——但是，沒什麼實質性改變。幾內亞在20世紀60年代立法，以無期徒刑來懲罰外陰切除行為，犯人在服刑期間還要從事辛苦的勞役工作——若女孩在遭到外陰切除後40天之內喪命，執行者將被判死刑。但截至今天，從來沒有任何受審案例，而且99％的幾內亞婦女都已遭外陰切除。在蘇丹，英國早在1925年就透過法律禁止陰部扣鎖25，1946年禁令延伸至所有切除的習俗；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九成以上的蘇丹女孩遭到外陰切除。

“這是我們的文化啊！”我們向一名蘇丹產婆問起此事，她氣憤地表示，“我們全都想切除，美國哪管得著？”產婆說她經常幫女孩切除，都是應她們母親要求，而且女孩長大後還會感謝她。這也許是事實。那名跟土狼奮戰然後到傳教士那裡求救的衣索比亞瘻管病患瑪哈苞巴，她記得當時自己是多麼期待接受切割成年禮。

埃德娜·阿丹強烈反對切除習俗，但她表示國際運動效果不明顯，從來沒有觸及一般的索馬利亞婦女。我們開車穿越索馬利亞的哈爾格薩市時，她突然指著對街一幅譴責外陰切除的橫幅布條。“聯合國來索馬利亞掛布條，”她說，“那有什麼用？一點影響都沒有！女人連路牌都看不懂！”事實上，國際社會對於外陰殘切的譴責，反而促使一些國家產生戒備心而群起抵抗，導致部落團結一心捍衛習俗，他們認為應該保護受到外人攻擊的傳統。後來反對者終於學聰明瞭，並稍微退讓了些，改而使用更為中性的詞“外陰切除”（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這個詞，不會暗喻他們所幫助的那些婦女是殘缺不全的，否則對話起來，氣氛會變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領導地位要交給埃德娜這樣的非洲女性，因為她們發言的權威性與說服力遠大於外國人。

終止切除運動中最為成功的團體或許是“託斯坦”（Tostan）。這個西非團體採取極度尊重當地人的方式，將外陰切除置於社群發展的大型架構中。推行該方案的代表不是給婦女上課，硬生生地改變她們的觀念，而是鼓勵村民討論跟切除相關的人權與健康問題，然後讓她們自行選擇。事實證明，這個軟性推銷方案的效果遠大於強迫推銷。

“託斯坦”由莫莉·梅利欽（Molly　Melching）成立，她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丹維爾市（Danville），為人熱情。雖然長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國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時上的法文課，讓她對任何跟法國有關的事物都心生嚮往。後來她到法國唸書，又在巴黎郊外一個貧民窟工作，那裡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內加爾參與一個學術交換計劃，約定交換時間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現在。她很有語言天分，學習了塞內加爾當地的沃洛夫語（Wolof），又參與了和平工作團在塞內加爾的工作，還曾經用沃洛夫語主持過一個廣播節目。1982～1985年間，她住在當地一座村莊裡，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給予的小筆資金，致力於教育及賦權的工作。

莫莉·梅利欽和其他婦女在塞內加爾的一個“託斯坦”專案上，她們都放棄了外陰切除。

（圖片由“託斯坦”提供）

“那座村莊裡，沒有一個人上過學，”莫莉回憶道，“那裡沒有學校。村民都非常聰明，只是從來沒上過學，而且資訊非常匱乏。”這段生活經驗，加上擔任救援計劃獨立評估者的那段工作經歷，讓莫莉對於大型救援計劃產生了懷疑。她過著跟塞內加爾人一樣的生活，也跟他們一樣，看到對外援助工作者開著旅行車到處跑時，會不以為意。她觀察到一些救援計劃把經費都花在了那些外派來的工作人員身上，而不瞭解他們是不是做了什麼。沒有當地人的支援，再善意的團體也只能白費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