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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造“開濟”號巡洋艦的福建船政接到任務，黎兆棠命令魏瀚、陳兆翱、李壽田等工程人員就彭玉麟繪製的草圖進行推算、估價。顯然草圖裡的方案根本無法操作，船政另外又設計了一份長45。72米，1500馬力，不含火炮在內的造價十六萬兩的炮艦方案。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彭玉麟對此會商，決定採用，由江南製造局、福建船政、廣東黃埔船塢分別建造，又因黃埔船塢能力有限，改由滬廠、閩廠分造。

因為同時起造十艘財力有限，確定先建造五艘，其中江南製造局認造兩艘，福建船政造三艘，造成後全部用於江陰以下長江的巡防。當時南洋海防經費奇絀，在福建建造的“開濟”還拖欠著幾十萬銀子未付清，更無力支應新軍艦工程，劉坤一上奏要求長江沿岸的江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各負責籌措一艘炮艦的經費。“（炮艦）本不僅為江蘇一省，湘鄂西皖實亦休慼相關，自應誼切輔車，不分畛域，各籌款項，共固藩籬。”（20）

江南軍艦計劃的重要推動人，兩江總督左宗棠。

劉坤一上奏後，整整一年過去，各省均態度冷漠，彭玉麟要的小輪船始終只是停留在福建船政繪製的圖紙上。1881年10月28日，當了幾個月軍機的左宗棠，終因在軍機處鴰噪不已，惹得同僚厭惡，被髮出京，接替劉坤一擔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21）

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在江寧正式接任視事，時值中俄關系交惡，即奉旨著手辦理南洋海防。左宗棠、彭玉麟早年都是湘軍大帥曾國藩的麾下，幾十年過後，老戰友再聚首，把酒言歡之餘，南洋小炮艦的計劃得以重新推動。

1882年9月11日，左宗棠上奏南洋的海防安排事宜。比較突然的是，除去彭玉麟計劃裡的十艘小炮艦外，左宗棠稱要按照福建開造的“開濟”艦，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艦，所需經費從江淮新徵的鹽稅等厘捐中支取，而且居然稱，這個想法還和李鴻章當面做過協商，“昨與李鴻章晤商，亦以為宜”。

左宗棠、李鴻章是自太平天國戰爭開始就為仇一輩子的老冤家，但表現到檯面上的奏摺以及兩人來往書信，大都是和衷共濟的模樣。就在左宗棠抵任兩江的時候，李鴻章因母親去世，回安徽原籍守制，又因朝鮮發生壬午事變，被緊急召還直隸。北上時，李鴻章函商左宗棠幫助安排輪船接送，這才使得二人有機會在江寧做了會晤。

然而陽光四射的檯面下，二人各自的私人書信裡卻是另外的場景。左宗棠抵任兩江之後未久，寫信給船政提調呂耀鬥，表示自己創辦福建船政“不獨地勢合宜，其規畫布置亦頗不苟”，但是自己走後不再過問，言下之意，船政出現的經費緊缺等情況，都是自己後任的責任，影射沈葆楨、李鴻章同盟的意思極為明顯。（22）對於北洋平息朝鮮壬午兵變，左宗棠稱“此乃《合肥全集》壓卷之作，然非諸將謀定後動，合南北洋全力圖之，恐不臻此”（23）。

同樣，李鴻章在與僚屬的書信中也充滿了對左宗棠的非議，“左公自謂到任後自有辦法，其近名而多意氣，政府同事無不相知”（24）。“左相於西國水師訣要茫未有知，恐未必大有振作也。”“招商局近來甚為興旺，左相訾其為商人射利，於國家無益，亦可謂暗於大局矣。”（25）

二人之所以在續造巡洋艦問題上取得一致，既因為恰好都在著手加強海防，同時李鴻章對船政巡洋艦的持續關注，也顯然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在與左宗棠會晤前，當年年初李鴻章還曾致信船政大臣黎兆棠，詢問“開濟”的建造情況，“快船工程若何？”“經費能否接濟？”既然此時左宗棠提出要再由船政繼續建造巡洋艦，此舉無疑對船政的發展大有好處，李鴻章樂得附議。

1883年1月2日，左宗棠向清政府彙報南洋建造軍艦的計劃已全部安排，此時的情形則會讓李鴻章感到幾分失望。繼造的四艘“開濟”級巡洋艦的訂單，只分了兩艘給船政，另外兩艘左宗棠交給了德國泰來洋行經理福克，讓其作為中間商，再去轉包給德國船廠建造。這件突兀的事情背後，左宗棠在西征時與德國軍火商建立的良好合作關係，顯然起了很大作用。與第一艘“開濟”號不同，由於船政建造大型巡洋艦所需的硬體設施擴建改造已經完成，後續的這兩艘巡洋艦造價（不連炮位的價格）分別為三十萬兩，泰來洋行在德國轉包的兩艘巡洋艦每艘造價則是約二十七萬兩，算上炮位及來華的運費，總價將高於船政的兩艘。

彭玉麟一心想要的小輪船左宗棠也做了變更安排，並沒有像前任劉坤一那樣準備由船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