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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艦幾乎一致。

兩艘惟妙惟肖的軍艦的主要區別在於武備方面，“通濟”艦因為後來被改成練習艦，所以在艦體兩舷增加了六座用於安裝火炮的耳臺，這一點在純粹的運輸艦“福安”上完全沒有沿用。取而代之的是，“福安”艦每舷可以看到兩個巨大的木窗開口，顯示著內裡是載運人貨的艙室，而“福安”的武備僅僅是後來安裝於首尾樓和舷牆的幾門機關炮而已（分別是57毫米、37毫米口徑哈乞開斯機關炮各兩門）。這處明顯的區別充分說明了二艦在功能定位上的截然差異，由此也不難推想在改造成練習艦之前“通濟”艦的原始面貌。

因為受到經費問題的困擾，加之很多鋼質艦材需要等待從海外進口運回，“福安”艦的建造工程一直拖拉到1897年，在當年的4月19日才告順利下水。又經過幾個月的建造艙面設施等舾裝工作，至7月25日，負責該艦監工興造的工程處道員魏瀚正式報告全艦竣工。1897年8月16日，兼任船政大臣的福州將軍裕祿依循慣例，率領新任提調徐建寅等船政官員登艦視察，由“琛航”艦管駕周永庚指揮駕駛出海航試。經過在馬祖一帶海面依照西法測試，測得“福安”艦平潮時航速為11。5節，“船身堅穩，機器靈捷”，即告建造成功。（20）

“福安”艦建成之後，船政大臣裕祿立即上奏清廷，以“閩省船少差繁”，申請將軍艦留用於福建。對這艘新造的運輸艦，當時已經透過外購獲得大量新式巡洋艦的北洋海防並不感興趣，於是此事便順水而成。不過終於得到了一艘新艦的船政沒有高興太久，就又陷入了另外一種尷尬的境地之中。當時以微薄的額定經費進行造船本就已十分拮据吃力的船政，根本找不到其他經費來源以支撐“福安”艦的執行費用和人員薪糧所需。萬般無奈之下，裕祿想出了一招不得已之策，決定讓“福安”和“琛航”二艦並用一套艦員，平時派11名官兵留守在“福安”艦上，負責該艦的保養等日常維護工作，“如遇新船行駛時，即將‘琛航’自管駕起所有一切官弁、管輪、水手人等全數調歸新船駕駛，將新船所派看管弁兵移入‘琛航’看守。‘琛航’行駛時，一切辦法亦如之”（21）。

在清末軍艦的大家族中，忙碌地在東南一帶沿海運貨載物的“福安”運輸艦並不是引人注意的角色，本在中國海軍史上不會受到特別的重視。不過因為民國初年一位海軍史官的筆下錯誤，卻讓這艘默默無聞的軍艦在歷史上佔有了一個特殊的地位。

民國初期由嚴復擔任總纂官、池仲佑具體編寫的《海軍實記》，作為民國海軍組織編纂的首部海軍史類著作，是近現代研究中國近代海軍者習慣使用的資料之一。這套書中以“購艦篇”和“造艦篇”分章介紹了清末洋務運動之後中國自造和外購的各艘軍艦的簡單技術情況。十分特殊的是，在這套書中竟然同時出現了一中一洋兩艘“福安”艦。

除去船政自造的運輸艦“福安”外，“購艦篇”中十分突兀地記載到1894年中國從英國阿姆斯特朗購買了一艘“船身長一百二十尺，寬二十四尺，排水量七百二十噸，吃水九尺五寸，每小時行駛速率十二海里，二脫汽臥機二副，煙管汽鍋二座，實馬力八百匹，配阿式十二生的炮一門，哈式六磅炮一門，又哈式六磅炮二門，載煤量一百噸，載淡水量十五噸，全船配員兵九十六員名”的炮艦，艦名也是叫作“福安”。（22）

這艘特殊的“福安”炮艦在中國海軍史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常常被人提及，某些時候還與福建船政建造的“福安”艦被混為一談，甚至有人據此懷疑船政的“福安”是艘進口的英國軍艦。然而實際的情況是，遍查清末時期的購艦資料，根本不存在有一艘購於1894年的“福安”艦。之所以《海軍實記》中有此一筆，破解謎題的方法非常簡單，就在這則阿姆斯特朗“福安”炮艦的記載相距不遠處，池仲佑在記錄的外購“飛霆”魚雷炮艦名下，除了軍艦長度“二百一十英尺”和他所記的英制“福安”炮艦“一百二十尺”有所區別外，其他諸如排水量、艦寬、吃水、航速、武備、人員等等資料，幾乎一字不動，完全相同。長度相差近100英尺的兩艘軍艦，怎會在排水量等引數方面完全一樣，合理的解釋是池仲佑編纂《海軍實記》時發生了嚴重的抄寫序列錯誤，將1894年船政開工的“福安”和英制魚雷炮艦“飛霆”的資料混為一談，生造出了一艘不存在的英制“福安”。另外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池仲佑同時又把“飛霆”的資料攪得混亂不堪，出現了很多不知來由的奇怪數字，給這艘軍艦的研究也平添不少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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